王康:中华文化的复兴将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
第四,协和万邦。我一点不想冒充中国的好像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地位的这么一个代言人,但是中国确实有协和万邦的伟大的传统。汤因比反复地说过,中国2000多年从政治上和文化上把亿万民众团结在一起,这是无与伦比的经验,这种经验正是当今世界的绝对要求。当然汤因比马上补充说中国的这种统一主要靠的是一种暴力和一种专制的力量。但不管靠什么力量至少中国这个所谓"天下一统"的这种智慧和这种传统,如果把它给予一个现代性的一个改造,它通过经济、贸易、文化、艺术、科学、人员交往,总之通过一种文明的形态,它能够把世界合众为一。
最后我想用两个比喻,来结束我的这个演讲。现代新儒家有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应该是很伟岸的、很发人深思的。一个比喻是:这个世界就像上帝精神的一个表达,就像一个巨人一样行走在地球上。它的右手就是印度文化,它的左手是回教的是伊斯兰文化,都是极富宗教性的文化。它的右足是中国文化,它的左足是西方文化。两手从来不落地,预示着一种宗教的企慕。它的左脚西方文化是一往无前,从希腊到罗马到中世纪到现代。它的右脚就是中华文化,从夏商周一直到近代,它是一步一徘徊。
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在天地之间,上面有天道、有太极、有最高的真理所在。下面是人文主义的世界,百川归海,是人极的境界。在这个天道和人极之间缺少了一个金字塔,缺少一个巴比伦塔、缺少一把伞。而人类在天地之间如果不能立于天地之间的话人类永远是彷徨的,永远有很多很多的苦闷。这个伞没有打开,这个伞的打开对中国人来看就是要借助西方的援入,要援入西方的文明。但是援入西方的文明绝不等于就是把中国那只脚穿了鞋的脚履鞋的脚也变成一往无前。西方这只脚是赤脚没有穿鞋的脚,整个脚都充满了血泥,因为它太声张,它太不节制自己。希望西方这只脚进来之后,也穿上一只鞋,这个鞋就是中国文化的鞋。
援西方进入东方穿上这两只鞋,然后这两只鞋就可以同步地有协调地把人类带到一个新的境界。这个比喻就出本人的大舅自唐君毅。最后我想不管是先秦儒还是宋明儒还是现代新儒家,他们都有一以贯之的伟大的理想。这个伟大理想就是张横渠那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生计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好,谢谢大家的耐心。
儒学之于个人安身立命希贤成圣
儒学之于国家重建道德返本开新
儒学之于世界协合万邦天下大同
王鲁湘:非常感谢王康先生精彩的演讲。那么在50年代的那一种特殊的花果飘零的那样一个时代,其实当时候的这个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他们这一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坚守一种儒家的一种道德的勇气。所以在当时候唐君毅先生其实在那样一种绝境之中,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要建立一个新宗教。他要建立一种新宗教,那么他比较了这一个基督教比较了佛教也比较了我们中国的儒家,他认为未来我们人类很可能要走向大同世界,因为大同世界是儒家的一个理想,这个理想是他们不可放弃的。那么这样一个世界一定会有一个新的大同的宗教。这个新的大同世界的宗教在唐君毅先生看起来,必须是立于儒教参照佛教,然后,而与基督教不同。那么这样一种新的宗教,在您看起来唐君毅先生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思考?为什么一定要立于儒教然后参照佛教而与基督教不同?
王康:不光是唐君毅,几乎所有的儒家尤其是第二代都有这种认同。他们都认为将来世界文化的这种综摄这种融合,儒家文化起码是最重要的成分,甚至就是宗主,就是核心的。中华文化的复兴就是世界的文化,或者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华文化的复兴。我觉得他们的理据在于,从梁漱溟的那个《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开始,他们就已经意识到了认识到了,西方的文化或者全世界的其他的文化,没有中国这种人文主义基础的,道德本体论的这种从君子到圣贤的这个道德自我期许和建立的这么一套东西,他们这个时代咱们别忘了是20世纪呀,20世纪某种意义上是西方整个的危机全面地展现的时候。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儒家们是不管多么寂寞他们,但是他们都不断地这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证明了,单靠西方的基督教和西方的现代文明确实可能把人类推向毁灭。尽管它极其地精彩,而不精彩的儒家恰恰可能保住,保住人之为人的人文主义的,在上帝缺席的情况下以人为本位的这么一种文化,这是我觉得他们最主要的一个东西。
你再缩小范围来看,他们所属的这个时代这个国家一次一次地反儒批孔,但是一次一次地遭殃倒霉,至少从反面上证明了他们坚持的是正确的。一直到改革开放,当然那很不幸,他们基本上都没有,除了牟宗三活得晚一点90年代去世,都没有看到这个东西,但他们已经预见到了,我在演讲里面也反复提到。即使像熊十力1967年的时候,如此地孤绝的时候,他还在说,当今中国最需要的是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游乎广博的天地,为世界的文明开出新生命。刚才我在说我很难体验这些老先生,在如此苦难的时候他们怎么还抱着这种文化的自信?
王鲁湘:好,下面我们进入现场提问。
提问:您觉得蒋庆和那个张祥平他们代表的新儒家,他们代表的儒家跟新儒家什么关系?能不能算新儒家的第四代?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就是您最近访问台湾很成功,您感觉台湾的那个儒家的地位和影响怎么样?
王康:我这次去台湾我专门到了牟宗三和唐君毅的墓地去看了一下,到胡适和邓丽君的墓也看了一下。邓丽君的墓当然修得非常好,我个人也很欣赏这位歌者,胡适在一个公园里边,在中央研究院的旁边。最惨的是牟宗三和唐君毅这两位港台新儒家的重镇,最惨的是唐君毅,破败不堪几乎无迹可寻。
我的强烈的感觉这是很直观,台湾有今天这种状态,主要原因是因为历史的演变造成的一种可悲的局面。因为李登辉和陈水扁20年的执政,民进党的"去中国化"非常成功。唐、牟他们当然是中国文化本位毫无疑问,所以他们被冷落这是20年"去中国化"的一个非常直观的具体的一个后果。
我作为这么一个人物我去看了以后我百感交集。但是这个是一个历史的演变的这个阶段性的东西,我不认为它会长久存在。
蒋庆、张祥平我们都是老朋友,我可以坦率地说,我赞成蒋庆越过宋明理学,宋明儒到汉儒,我赞成他的观点,后来听说他们又有些改变。张祥平先生呢他的儒学我觉得有点偏执,他的儒学的趋向有点偏执。我们一再说孔子所开创的这种儒家学问,他是人文主义的他是上帝缺席的,这个下的一种道德的一种趋向的稀少。所以它首先是为己之学,它首先是君子成教之学,它首先是对自己而来的,而不是对外在对他人的东西,这个太重要了。
就像余英时先生在获奖时候曾经说过,他说了一句很不起眼的话: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现代是个高度多元化的个性化的时代,你不能强求所有人都接受一种思潮。儒家之所为,像我王康,我也是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我也不是不懂西方文化那种深邃的那种含义对中国的巨大的意义。就是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正宗它是一个为己之学。我不能改造世界我至少可以坚守我自己的东西。
王鲁湘:那么我想在本期节目结束的时候,引述唐君毅先生的几句话与大家共鸣:我们必须相信人性是善,然后人之不断发展其善才可能;我们必须相信人性是善,然后了解人类之崇高与尊严,而后对人类有虔敬之情;我们必须相信人性是善,然后我们对于人类之前途之光明有信心;我们必须相信人性是善,然后相信人能不断地实践其性中所具之善,而使现实宇宙改善,使现实宇宙日趋于完满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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