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中国社会阶层板结化 知识难改变命运

梁鸿：今日乡村象征愚昧落后不被现代所容纳

许戈辉：其实我看你的书也好，或者是去回过头来想一想现在中国农村的现状也好，我总觉得特别无奈也无解，就是好像千头万绪，找不出哪个到底这个问题最本源的那个根，你找不出从哪一个环节入手，才能够真正有效地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觉，你是会越做调查越写，思路越清晰，还是会越往深了走，越觉得无力和无奈呢？

梁鸿：这一年以来，其实我就在想，就是我通过我的这五年的行走，那么一方面我写了这两本书。那么不管就是这两本书在多大意义上能够被关注，但是呢毕竟它是一个，我自身对中国社会，对中国农村的一种记述，不管它是文学的还是社会学的，它是一种记述，这首先它具有它的意义，它就在这，你看见了就是一种意义。

那么另外一个层面，我觉得从中呢，我也去感受到我自己是踏实的，其实我是踏实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在问题，我也找到了某种问题，因为下面我还要做学术研究，我也想重新回到乡土中国这个概念的层面来探究从晚清以来，这个乡土这个概念是怎么生成的，为什么今天我们这样二元对立的这种思维，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现代性的话语进入之初，我们是怎么样来塑造乡村的，因为一开始我们知道30年代的时候，乡村自治也很厉害啊，乡村自治，然后很多这个，包括一些军阀搞乡村自治，弄得非常好。那么为什么后来忽然间就是又没有了，被截断了？就这里面的历史原因是什么？那么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乡村变成一个抽象的，愚昧的，落后的不能够被现代所容的这样一个乡村，一定要被舍弃掉，我们能够真的发展的这样一个乡村，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但现在显然是，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乡村拆掉，一定把它赶到城里边，然后去单向地流动，它背后造成一个单向的生活，就我们只有一个单向度的生活，只有城，没有镇、没有乡、没有村。

其实我写完《出梁庄记》，实际上我特别空虚，当我写完，我是去年，2012年10月份写的，写完之后我就非常非常痛苦，就是觉得很空虚，很无聊，就自己很无聊也很无奈。然后，因为我的书最后一句话，我终将离梁庄而去嘛，也的确是这个样子的，觉得非常复杂。

那么怎么办？你写完了，你的事情做完了好像是，但生活依然在继续，它也没有得到什么改变，你也没有让它得到什么改变，那么我觉得我们知识分子到底在做什么呢？你是一个旁观者，一个记述者，还是一个什么呢？但我觉得有一点是我找到了问题，就是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这个社会的问题在哪，比如说乡村，就是在这慢慢的梳理过程中，，我发现了其实这个社会结构，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是有问题的，那么不管是知识层次的话语，还是农民的话语，还是市民阶层的话语，当然也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的的话语，它都有一个巨大的概念性的。我是搞研究的人嘛，它都有一个巨大的，概念性的一个运转。那么同时呢，就当我们在试图参与某种生活的时候，你总是被反弹出来，其实总是被反弹出来。

我这两年也参加了一些乡村建设团体嘛，给他们当宣传员啊，去义务讲课啊，也希望通过这些实在的这种活动也来救赎自己一下，因为你不光书写，你还想参与生活的进程。

许戈辉：那他们都做什么？

梁鸿：就是我参与，比如说温铁军老师手下有个邱建生，他们在福建做得这种保护古村落，然后建的社区大学，就是在农村建社区大学，然后我去给他们上课呀，给志愿者做培训啊。

许戈辉：效果怎么样呢？

梁鸿：其实非常艰难，非常非常艰难，就是因为有各种不知名的这种约束，然后还有资金的困难，还有农民意识本身的问题，当然还有政府各种各样那种渗透吧。所以他们就是很艰难，所以影响也比较小。但他们给我的这个启发就是，那些事件者是最勇敢的，因为他们行动，所以他们有力，所以他们就踏踏实实在一步一步走，像我们这种人，因为你总是旁观，因为你总是在哀叹，在感叹，所以你无力，你是无力的，你还不如人家，就是我先踏出一步再说。就像我们过河一样的，有路没路我一定要往下走，反而到最后你可能走出一条路了，我们是往往在旁边看，这个路到底怎么样的，是左边搞搞个石头呢，还是右边搞个石头呢，所以这帮人给我影响特别特别大。

许戈辉：《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陆续出版之后，梁鸿获得了不少的名声，但是她告诉我，最让她欣慰的是，她听说不少朋友和读者在看完书之后，想到的不仅仅是梁庄这个个体，而是自己决定背上行囊返回故乡，观察家乡的变化，重返故土。这些年轻人当中有的刚刚开始思考，有的才决定行动，还有的已经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那在这里我也想做一个预告，在我主持的另外一档节目《与梦想同行》中，从下周一开始，我们将用五集的篇幅去讲述采访当中梁鸿提到的，对她影响很大的一位年轻人，乡村建设的先锋邱建生的故事。

好了，各位朋友，《一沙一世界》这个系列今天就将画上一个句号了，有写史者，自然有读史者，但最重要的是这个“史”字，以及构筑历史的那些活生生的人。无论是从未被载入过历史的姜淑梅，还是当年因言获罪的张郎郎，或是今天终于站出来道歉的张郎郎的同辈们。无论是那位被醉酒的野夫暴打一顿的“仇家”，还是江上的母亲，生于末世的幺叔。无论是出走梁庄的那位“文学青年”打工厨师，还是那些决定用行动改变中国的邱建生们，他们每个生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个体本身不就是一部历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