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你可以喜欢日本人 但不能忘记他们的战后责任

2012年03月02日 10:54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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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示：我们常常会听说这样的一种论调，为了我们两国未来的友好，我们现在应该放下歧见共谋发展、和平等等等等，我非常讨厌这种论调，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忽略了一点，我非常同意我们不要仇恨日本人，我甚至还相当喜欢日本人，有不少日本朋友，但是这跟战争、战后责任需不需要现在那些看起来跟当年的那些军国主义者，无关的日本国民去共同责担呢，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凤凰卫视3月1日《开卷八分钟》，以下为文字实录：

梁文道：我们常常会听说这样的一种论调，这种论调是说，其实我们不应该针对一般的日本人，现在大部分日本人跟当年参加战争的那些日本人、军国主义者都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还有一种论调是这么讲的，就是说其实当年的罪责主要在那些军国主义者，那些疯狂的人身上，而不在大部分的日本国民，大部分的日本人还是很友好的，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们接下来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到为了我们两国未来的友好，我们现在应该放下歧见共谋发展、和平等等等等，我非常讨厌这种论调，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忽略了一点，我非常同意我们不要仇恨日本人，我甚至还相当喜欢日本人，有不少日本朋友，但是这跟战争、战后责任需不需要现在那些看起来跟当年的那些军国主义者，无关的日本国民去共同责担呢，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我今天继续跟大家谈高桥哲哉教授的这本《战后责任论》，我们昨天说到，他从语言学的角度去分析责任（responsibility

）这个字，然后指出这个字说明了责任是什么？责任就是对于他人呼声的一个回应，任何人对你提出呼声之后，你没有自由说，比如说有人跟你说我想请你吃饭，跟你提出这个要求，你就已经有责任，这个责任就是你要回应他，或者说我来，或者说我不来，你来或者不来的责任都要你承担，你没有自由选择说我根本不要你跟我讲邀请我吃饭，或者要不要跟我说早安，要不要跟我说晚安等等，你没有这种自由，这就是所谓的责任。

然后他认为所谓的战后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战争结束之后，受害者或者受害者的亡魂再三的回来对你发出了呼求。什么叫受害者的亡魂呢？他在这里又再度借用《哈姆雷特》那个剧本里面著名的场景，我们知道哈姆雷特跟他父亲之死没有什么关系，跟他的那个篡位杀害他父亲的叔叔、共谋的皇后他的母亲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父亲的亡魂回来，把历史的真相告诉给这个儿子，然后这个儿子就觉得他承担了一个责任，他不能够忘记父亲跟他说过的话，这就所谓亡魂的责任。

但是这个名剧最后哈姆雷特也死了，他就把所有事情的经过又告诉了他的一个好朋友，这时候那个责任就转移到那个朋友的身上，这就是高桥哲哉所说的历史的亡魂，他还没有被哀悼，他还没有走过去，你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就像当时他母亲跟哈姆雷特讲说，所有的伤痛都应该有一个过去，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历史上所有人都会死的，死了的人就让他死了就好，我们不要再提过去。这是我们常常在面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时候会有一种论调，就觉得我们的历史就应该是这么好好的走下去，不要老是讲过去怎么杀人、怎么死人，不要提的。

但高桥哲哉教授认为这是不对的，如果你真的这么做的话，你就是有一种精神错乱，因为你从来没有正视过它、没有平息过它的伤口，它会变成一个幽魂，一而再再而三的回来呼唤你，提醒你，你要回答它，你该怎么回答它，它就认为这就在考验全体日本人的良心了。

所谓全体日本人，我们要注意，身为一个左翼，尤其是深受结构主义影响的高桥哲哉这个哲学家，他不会接受简单的民主主义的讲法，说因为我身上流着日本人的血，我也是日本人，所以我们都应该承担日本人犯下历史错误。他不是这么讲，他怎么提呢？

他说在作为日本人的责任的时候，不要陷入民主主义之中，本来我刚才就一直强调，在应答可能性的责任方面是没有国境的，这点很重要。他认为如果这边有一个慰安妇出来对国际呼求，说我们当年受害情况是怎么样，他认为这是把全人类都放进了应答她的责任里面，这不只是日本人的责任，美国人、英国人所有人都应该呼应我们战争受害者，跟我们记忆承担者的这种呼求，要回应我们这个呼求，不能假装听不见。

但是他认为日本人的责任尤其重要，为什么呢？他说我在说作为日本人的战后责任的时候，所指的日本人当然不是从血脉的统一性，那样非科学的观念实体化考虑，也不是从日语和所谓日本文化的方面，可以共有定义文化上的日本人考虑的。我所考虑的日本人是指完全属于日本国家法律定义，是政治上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因此可以说是日本国民。

受害者要求日本政府履行国家赔偿，处罚责任者的法律责任，日本人是否可以说自己跟政府没有关系，责任在政府甚至是当年的政府与自己无关呢？我说的日本人在国籍法上是日本公民的一员，在日本宪法上与日本政府有着特别的关系，我们有这个国家的主权，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要求我们的政府。

受到日本国家的约束，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情势，具有参政的意义上讲，我是日本国家的政治主权者之一，去外国旅行受到日本政府发起护照的保护，享受着日本公民的某种利益，这些都作为一种当然的关系，所以当受害者要求日本政府履行战争责任的时候，就不能说与自己无关了吧。作为日本国家主权的日本人就有日本国家政治上应有的责任，那么我觉得这身为一个日本人来讲，高桥哲哉教授这个说法非常的勇敢，而且非常的震撼。

同时他也提到，昨天我已经讲过，他对责任的理解，这边还可以再深入谈，其实是深受法国的哲学家的影响，他常常强调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他人的眼光，他人的目瞳，这个他人一出现，就已经被我们输出了一些道德上的要求，我们就已经负担了一个责任。

他认为日本人应该看到那些外国人、寡妇、孤儿的面孔，从他们的目光中意识到自己的耻辱，找出了大屠杀时代伦理最大限度的可能性，天真的相信自己的无辜主体在他人面孔与眼睛里，感觉到自己的心里从根本上受到审视，才发现自己不但不是无辜的，而且还是篡夺者、杀人者，这时候你就应该感到羞愧。

所以很简单，我觉得我们跟日本人当然可以做朋友，而且相当友好，可以很喜欢他们，但是并不表示现在的日本国民，从法律上不对过去的战争负有这么一个高桥哲哉所讲的战后责任。同样的反过来，我们中国人身为受害者，我们更不能推却这样的责任，不能够再像过去那样子，因为廉价的、功利的、实际的，甚至是政治的理由而把这样的责任推却到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