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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后道德责任的承担仍然是个未解决的难题

2011年12月16日 10:49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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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柄谷行人,1941年生,日本兵库县人。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本科毕业,后获同大学英国文学专业硕士学位。文艺评论家。原为法政大学教授,现为近几大学特任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客座教授。作为日本现代三大文艺批评家之一,柄谷行人代表着当前日本后现代批评的最高水准。

凤凰卫视12月15日《开卷八分钟》,以下为文字实录:

梁文道:过去几天我们都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日本人的文化传统里面,好像对于道德责任这个事情的理解有点特别的困难,这也许是他们某种文化的特色,它没有一种绝对善恶的道德普遍标准,这一点当然跟西方非常不一样,跟我们中国传统儒家讲的也不太一样,虽然他们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但是他们好像更加关注到的,就是儒家强调的一个社群内部的标准,或者人跟人关系这一点,而忽略了儒家讲到人心的时候,背后有一个普世的道德标准那个面向。

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叫《伦理21》,这本书的作者柄谷行人教授,其实我们过去已经介绍过他的著作了,我们介绍过的包括他讲现代日本文学的兴起,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我们过去曾经在谈文学史的时候跟大家讲过。

最近几年柄谷行人教授已经逐渐的转向,从原来的文学理论家、学习史研究者,变成了很重要的哲学思想家,他的著作也陆续被翻译成其他的语言。而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他近几年这类型著作中,其中一本比较易读的简单的书,但是尽管简单易读,它里面仍然大篇幅讲到康德的伦理学,而康德的伦理学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但是他讲的相当精简,一般人花一点力气是能看懂的。

这里面他就说到,他说他最初开始思考家长的责任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谈家长的责任呢?是因为这样的,在1972年的时候,当时日本有非常出名的赤军事件,这些赤军就是一些信仰共产主义达到极端变成恐怖分子,开始无限制搞破坏的人。那些事件发生的时候,当时这些赤军旅成员的家长们,在世间也就是在不特定的社会压力责难之下,他们不得不辞掉自己的工作,甚至有人因而自杀。

你想想看这是很奇怪的事,现在恐怖分子闹事儿,大家怪罪的是什么呢,怪罪的是这些恐怖分子的家长,你们一定是小时候没教好你的孩子,怪罪到一个程度,要让这些家长改名换姓躲起来,甚至有人觉得自己应该自杀。

而近年日本发生很多校园欺凌事件,无差别杀人事件,种种奇奇怪怪的怪案,那些案子一发生,大家总在追究,他是不是家庭教育出什么问题,学校教育出什么问题,然后开始追究老师跟家长的责任,最后终究到,也是让这些家长跟老师痛苦不堪。在柄谷行人看来,这都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而恰恰也显示出日本人对于什么叫做道德责任,这一点没有一个很严肃的认知。

他这里面就说到,日本代替道德的是什么,就是所谓的世间,人世间的世间,这个实体不明的东西,日本过去的一个学者、思想家本居先长曾说,道德是中国传来的观念,远古的日本原来是没有的,也没有那种需要,这意思就是什么呢?所谓的道德他们是不讲究的,他们讲究的是社会规范,而在这样的一种讲究下面,所谓的责任因此就反而模糊了,为什么呢?

因为责任追究的总是一个个体的责任,而个体的道德责任在什么意义上要讲道德呢,首先用康德伦理学讲法,你一定要是一个自由的人,你才能够说得上是道德的,但是什么叫自由呢?这时候我们就注意到,日本这些追究责任的方式,好像是追究责任。

比如说常常追究责任,追究到一个人自杀,甚至无关的人都跑去自杀,好像对责任很重视,但是其实这不是在追究责任,这是在追究原因,这个孩子长大成了恐怖分子杀人,大家就想那是他家长没做好,教育很失败,也许这个原因是对的,但是追究原因跟追究责任是不一样的。

柄谷行人在这里面就讲到,认识原因和追究责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他就开始讲到康德的问题的,他说认识的领域和伦理的领域,以康德的话来讲,这是自然的领域和自由的领域,并不是个别独立存在的。

康德的意思用最简单的,我现在用30秒时间讲,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们从世界自然规则的现象来看,可以说任何一个人都不自由,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说我做任何事、说任何话,我之所以做,为什么要这么做,都可能是被其他东西决定的。

比如说我的生长环境,比如说我的社会压力,比如说我的教育背景,我的出生背景甚至是因为我人的生理需要,自然的驱动,如果这么讲的话,我们任何一个人做任何事,都不需要负责任了。因为我就算杀了人,可以追究那是我小时候爸爸没有把我教好,我小时候教育很失败,我生长的困境很困苦,或者是我人身上某一种攻击本能,甚至我遗传了某种兽性,那是否表示我杀了人就不用负道德责任呢?

因此责任这个东西,道德责任是要在另一个领域里面来讲究,而不是在这个领域,在所谓因然的领域,自由的领域,人如果一切行为都是被事先决定好的,怎么还讲得上自由呢,这个自由就是你逼迫自己,要自己要求自己,背上一些东西,这种情况下,它才叫做自由的,这样的一种自己它才是能够讲道德的,什么道德的东西才能够开始说得通,也就是说你主动的提出义务。

比如说我这里面就讲到,根据康德的看法,自由只存在于实践的层次,只有当我们服从于我们的义务或者说至上命令的时候,自由才会产生,这不是很奇怪吗,为什么服从命令反而是自由的呢。许多人误解了这一点,对康德提出批评,但是康德所谓的至上命令,指的是做个自由的主体这样的命令,正因为这样的命令或义务,自由的程式才能够出现,在凡是被外在原因所规范的世界,自由的程式是不会发生的。

换句话说自由不可能出现在,我们刚才说的认知的制式的程式,只有做个自由的主体,自己颁布给自己的绝对命令下面,才能带来自由,即使现实中我们是不自由的。然后他又从这种哲学开始批判日本人的责任观念,最后又回到了战争责任,他就讲到在日本战后的时候,有一个出身于皇族的首相东久迩稔彦,他就提出1亿种忏悔,日本为什么会打仗,1亿人总忏悔,看起来好像很伟大对不对,但是柄谷行人很尖锐的指出,如果最高领导人完全不背负责任,指的就是天皇,要如何追究国民的责任呢?

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出,这种所谓的1亿种忏悔,只是个很漂亮的说辞而已,如果连天皇当时明明就有罪的人都免除了罪责,也就是没有任何人负责,因此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因此后来很多日本人觉得自己是战争的受害者,而不是一个责任的承担者,可见道德责任的承担这一点,在他们来讲仍然是一个未解决的难题。

《开卷八分钟》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节目专区】

主持人:梁文道 【主持人专区】

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 17:05-17:15

重播时间:周二至周六 00:25-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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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腾] 标签:日本 难题 柄谷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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