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反对鲁迅偶像化 文革中恳请“安乐死”

2012年05月05日 13:19
来源：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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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1953年十二月，还是因汉奸的历史问题，法院判决剥夺周作人政治权利，自此以后他成了管制对象，驻地派出所不时传问。1956年春夏之际，周作人的命运似乎忽然有了转机。

耿傅明：1956年所谓这个“小阳春气侯”，政治上的小阳春气侯，当时费孝通不写过文章嘛，就是叫做春天到了脱掉棉袄吧，也就说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开始发生一些变化。

解说：时逢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中国青年报》《新华日报》等报刊，约周作人撰写纪念文章，结集为《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他又将从前写的《关于鲁迅》和《关于鲁迅之二》略作修改。

止庵：到了鲁迅去世以后，周作人写了《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这两篇文章之后，他这个态度就变了，他对于鲁迅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核心的就是鲁迅是人不是神。

耿傅明：因为周作人他一贯的态度就认为你把鲁迅当成神来看待，当成偶像来看待，这本身就是对鲁迅最大的侮弄，最大的嘲笑讽刺。

解说：借着这场政治上的小阳春，周作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谈论所谓的毒草思想，说“现在提倡百花齐放，却又嚷嚷有毒草不许放，好像预先有人承认自己是毒草，便不开放似的，天下有这种事吗？既然齐放，也总让他放了出来”。在这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反右运动，不仅毒草被铲除，而且万物凋零。

周作人被批评陷入经济窘境 致信各方求援助

陈晓楠：1951年周作人将满68岁虚岁的时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不知今日为可祝耶可诅耶，庄子述尧对封人之言，寿则多辱，我以为这是很对的，80岁的时候，“寿则多辱”这四个字甚至被他刻成一方闲章，每每出现在信头信尾，起能够解读的个中况味，深切可感，鲁迅因为早亡，成为了革命圣人，而周作人的长寿竟不幸印证了这句古语。

解说：政治上的小阳春气侯到了1957年，急转直下变为肃杀，宽松的舆论环境，随着紧接着的反右运动转变了，大鸣大放变为了噤若寒蝉，1960年《文艺报》第2期发表了《周作人有无产阶级思想吗》一文，“周作人前期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无甚可取之处，后期作品更是极端反动。于是周作人再度沉默，八道湾的苦雨斋，重又出现门前车马稀的冷落与凄清。

耿傅明：这对周作人应该来说是打击很大的，因为他自以为他唯一的价值，就在他在文化思想上还是进步的，这要说他一无可取，基本不可取，那就是说否定了他的文化上的努力。

解说：由于政治上的冷落，文章发不出去，不但被迫辍笔，经济上也顿感困窘，这时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物资供应的紧张，更对周作人一家的生活形成了威胁。

张菊香：到了后来他又给康生写了封信，大概是1964年的时候，六几年的时候给康生写了封信，因为他的生活确实是比较拮据。

张铁荣：所以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家庭问题，促使他写了两次，大概写了两次给周恩来毛泽东一封，给康生一封，《人民文学》就跟他谈，让他自己提你要多少钱？他说我要400块，就给了400块。

解说：国内这些援助仍不能满足，周作人于是频频向香港友人写信求助。

张铁荣：他要日本的那个酱啊，日本的这个烧烤啊，日本的一些生活用品啊，因为他老婆是日本人啊，这个鲍耀明都满足给他寄，他呢用自己的手稿，自己的那些解答问题啊，自己的书信啊还有自己存的那个有点值钱的东西，也寄给鲍耀明来回答着。

解说：如此哀哀求助，如周作人自己所说，真是乞食为生了，然而沉重的家累和夫人羽太信子的旧病不愈，令周家支出甚巨，从1961年年底开始，甚至把一直秘不示人的《日记》也拿出来拍卖了，他在给鲁迅博物馆的信中写道，如果卖不出去他将“托钵于市矣”，日记中周氏哀叹道“回顾一生，受损害侮辱徒为人作牺牲，恐至死才能结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