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首套语文课本仿制日本教科书体例

2012年02月21日 10:10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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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1897年南洋公学师范院开学了，四十名学生，开始了他们新奇的学校生活，在这里，他们不必每日习练八股背诵经典，而多了英文、理化等由外国教师讲授的西课，这些从学塾中走出的年轻人，第一次看清了外面的世界，而《蒙学课本》也是出自他们之手。

毛杏云：因为师范生他们进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应该说他们的，特别是在国学上面的功底比较深吧，有举人啊，这些廪生啊、贡生啊，都学过一些学问的。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在1898年就建了译书院，那么这个译书院呢，它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翻译一些西学的书，比如说西学的军事啊、外交啊，这些内容，以来传播西学。

第二个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它要编译教科书。

解说：1898年，南洋公学译书院建立之时，正是中国风云激荡的年代，康梁的维新变法在国内思想界掀起了巨大的风潮，但旋即又在清廷的镇压下偃旗息鼓，也是在这一年，提倡新学支持变法的总理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在李鸿章的暗中引荐下，张元济与盛宣怀结实，同时也从一个变法志士，转变为一个教育先行者。

张人凤（张元济之孙）：他有一封信，给盛宣怀的一封信，他说我们国家是四百万人口，但是受过教育的只不过四十万，而且受教育者，也只不过是读了一些四书五经，做一些八股文章，这种教育，作为一个国民应该知道的一些事情，实际上都不知道，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怎么能够在世界上立足，怎么会不让人欺负，所以这个时候他在这一个阶段里面，他的思想逐步逐步地从精英教育发展到要走普及教育的路。

解说：此时，在南洋公学的师范院里，一套志在普及教育的新式语文教科书，正在编纂，他们仿造译书院翻译的日本教科书体例，将这套书起名为《蒙学课本》，意思是供孩子们学习的启蒙课本，但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这套书却成了近代语文教育甚至国民意识的发蒙之作。

毛杏云：《蒙学课本》本身呢它是一个大众的，是一个基础教育，在这个课本的前面，都有一个编辑大意，《蒙学课本》的编辑大意这么写的，它说小学者，学士农工商，今人当之自学，也就是说我主要是从供给小学生的，是要大家呢要知道的呢，是士，战士的士吧，农工商，就是人人应该知道的这些学。

而非学问并不是要学，这个政治家、文学家、义理家也，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大众教育。

解说：1898年，这群一百多年前的孩子，在南洋公学拍下了这张照片，几个月前，他们作为相当于附属小学的外院学生，刚刚进入学校，而《蒙学课本》最初就是负责教授他们的师范院学生为这些孩子编纂的。他们幸运地成为了中国近代第一本自编语文教科书的学习者。

毛杏云：这是一个三编，也是我们好不容易去觅宝觅来的，所以我们特别爱护，你看，还用塑料袋罩着。要小心翼翼地把它取出来，这上面都已经斑斑点点的，都皱了。它在这里都有一个目录，你看。三编目录，这个什么什么，题目都有的，大概地翻一下，比如第一课吧，它就是《入塾劝勉语》，等于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不是入学教育这样的，这个就作为它的第一课。

解说：在《蒙学课本》的选文中，既有西方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也有中国最根本的思想理念，从自然科学到日常礼仪，从历史故事到地理知识，几乎无所不包，而且文字浅近平和，课前有字词提示，课后有思考问答，告别私塾之苦，南洋公学的孩子们终于读到了一本跟他们平起平坐的语文课本。

画中音：某儿出游，见雏鸡独行，狸猝至，欲攫之，雏鸡叫，母鸡闻声驰至，以喙啄狸，狸乃去。

毛杏云：举个例子吧，在二编的第一课《母鸡护雏》，它就这么写的，说，某儿出游，小孩儿出去了，见雏鸡独行，狸猝至，欲攫之，就是一个动物吧，突然出来了，就准备把这个小鸡呢，就要吃掉，这个雏鸡叫，这个小鸡就叫了，叫了以后，母鸡闻声驰至，以喙啄狸，狸乃去，就是这个动物啊就走掉了，因为这个母鸡来了以后，用嘴巴去啄它了，然后它就走掉了。

旁有老者，这个老人看到了，告儿曰，鸡之护其鸡，犹母之护其子也，就这么一段呢课文，这课文呢它后面有思考题，它就问了雏鸡因何遇险的呢？母护其子，子当何如？那么第一个问题还是可以问的，还是可以回答，就是这个小鸡到底怎么会遇险的呢？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一种发散性的问题了，就说母亲保护了儿子，那么儿子应该怎么来回报母亲呢？那这个回答呢，就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了，而是让你要去思考。

解说：在1898年，这个中国生死存亡的时刻，《蒙学课本》的编辑者，将德育、智育、体育这些现代公民的基本教育理念，写入课本，也将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和软弱写入课本，面对着即将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人，他们在课本上编写着自己的一片苦心。

陈晓楠：关注到开风气之先的课本的具体编者，学界有着不同的说法，但是都一致认同，是南洋公学的师范生所编。一百多年前，这群年轻的学生就这样写下了百年语文历史的第一页。《蒙学课本》在南洋公学使用之后，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其他学堂也都开始纷纷效法。继南洋公学之后无锡三等学堂、上海澄衷蒙学堂、京师大学堂也都开始自编教材。1899年，张元济正式来到了南洋公学，他担任译书院的总校，而他的到来也正式开始了教科书现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