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如果说，三峡论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还只是“小圈子”里的事，到了八十年代，它就赫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报刊上到处充斥着三峡工程的话题，建还是不建，早建还是晚建。低坝还是高坝，一时间争得不可开交。
解说：在毛泽东身后，邓小平接过了三峡。1980年，这位务实的政治家视察葛洲坝后决定，在全面恢复经济建设的同时，应该上一些大型的具有骨干作用的工程。面对可能引起的争议。他说，干革命就要有点闯劲，错了，我们大家负责。
1984年，国务院批准了长办的150低坝方案，此时，反对声浪却陡然而起，先是重庆市提出，150方案对航运不利，希望提升水位至180。同年五月，一些知名人士在政协会议上建议推迟工程建设，重新组织论证。
随后，李锐《论三峡工程》一书出版，力主缓建大坝。海外舆论也对三峡工程持有相当怀疑的态度。美国人说，中国将重复美国已经犯过的错误，建设大坝将严重影响生态环境，毁坏文物古迹，造成巨大债务。这是一个令人始料未及，进退维谷的局面。
1986年，国务院责成水电部组织专家，重新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加拿大也成为继美苏后，第三个参与三峡工程的国家。当时，加拿大政府愿意向中国提供一笔赠款用于这次论证。
陆佑楣（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当时我们没有定，三峡工程用不用世界银行的贷款，没有做这个决定，因此为了以后如果要世界银行贷款，那么有一家国际的，国际上的，不是完全中国的，国际上的有资格的咨询公司，做了可行性报告以后，那么对于世界银行来讲，它要通过这个项目就比较容易。所以我们就用加拿大的钱，来搞了这个三峡工程的论证。
后来，三峡工程并没有向世界银行申请贷款，而加拿大论证的160水位，因不能满足防洪及航运的要求，也未被采用。但这场集中了全国各个领域四百多位专家，历时两年零八个月的论证，对三峡工程意义重大。它是对几十年争论的一个总结，所有正反面意见都在这次论证中得到发表，并且，这场论证的结果，直接影响了三峡工程的命运。潘家铮是当时论证小组的技术总负责人。
潘家铮（原三峡总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两院院士）：确实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非常激烈，但是呢，也一个情况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了。原来我认为这个无论是赞成上三峡的也好，反对上三峡的也好，都是忧国忧民，都是想把这个工作做好，应该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吧，有些不同的见解，那么要放在台面上大家讨论，那么摆事实讲道理总是可以讲得清的。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讨论有点情绪，或者一些历史恩怨，各种方面的因素。所以一般呢，好象不大容易在台面上把这个问题摆清楚，当时参加论证的记者也很多，记者都在旁听了。他们说我们的这个讨论叫聋子对话，聋子对话。就是你上半天有许多同志反对上三峡，他慷慨激昂讲了一大番道理，拿了许多许多数据。
那下午呢，赞成上三峡的同志就要进行答辩，要把这些资料都重新拿出来，但是下午讨论的时候呢，这几位反对的同志不来了，上街去了。他也根本不来听了，以后再讨论，他又重新把这套东西再说一遍，所以根本没有法子真正的面对交锋。
解说：尽管如此，争论也时时发生。潘家铮记得，当时争执最为激烈的是生态小组，和综合经济评价组。国家计委的何格高，当时参加了防洪及综合经济组，最后他在综合经济组的报告上没有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