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中国文化产业 我们的责任

“韩流”是韩国政府最成功的策划

韩国人很在意文化内容的自主与创造，对外国输入及本国原创比率一直密切关注，政府一度以给电影院规定放映国产电影的比例，来扶植培育自己的产业及文化。现在韩国电影也异军突起，在韩国国内市场占有率从２５％猛增到５１％，打破了好莱坞大片一统天下的地位。《共同警备区》、《实尾岛》《太极旗飘扬》等作品，在韩国的上座率远远超过了欧美大片，甚至给亚洲电影市场也带来了巨大冲击。韩国政府称其目标是，未来５年内，文化产品出口达到１００亿美元。有人预计，韩国电影和电视剧的出口创汇很快将超过汽车产业。韩国政府也很用心加强弱势群体的网络学习。去年为鼓励家庭主妇上网，第一季度就有60万人得到政府免费的课程，因此推动了网络购物。

日本现在也吹起了一股“韩流”，除了裴勇俊以《冬季恋歌》横扫东瀛师奶外，连韩国漫画都成功进军日本漫画界，目前日本出版界、ACG界已在探讨这股“漫坛韩流”现象。韩国的影视最早师从日本，最后以“韩流”倒回日本，可见其成功。它的音乐产品和造星工程，都使人看到文化产业应该怎样复兴。

最近，文化产品市场开始热闹非常，中日韩刚刚在东京搞了文化论坛，香港又进行了亚洲文化论坛，还有刚刚谢幕的深圳文博会，给人纷至沓来、目不暇接、不约而同的感觉，这都可以说明文化市场越来越备受重视。重视之后跟着的倘是实践行动和改头换面该多好。

“文化的八国联军”正蚕食中国

韩国是把我们的文化精髓卖给了我们，相当于使用者向发明者收了版权，作为5000年灿烂文化的继承者，在文化的创新发展不能有所作为，这对我们来说，能不算是一种耻辱吗？我们的文化疆土被人家“文化的八国联军”大块大块地蚕食和侵占。和当年不同地是，这次八国联军使用的文化武器，有些是我们自己提供给人家的，人家占了我们的市场我们的地盘，我们还争先恐后地给人家鼓噪，乐呵呵傻乎乎地给人家点票子。

因此，作为传媒人、作为文化从业者，我们应该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不仅“应该”，而且还“必须”，因为我们有不得不努力去做的重大社会理由，重大历史使命，不可推托。反思中国25年来走过的道路，从邓小平先生提出改革开放到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开创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可以跟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第一个共和国，跟毛泽东创建新中国这样的历史功绩媲美。这样的历史时刻不是任何时候都有的，中国文化产业此时不腾飞更待何时？

韩流帮我们发现了一个市场需求：原来，人们对具有传统文化内涵的产品是那样的渴望，对远去的民族文化是那样的怀恋和热爱，而我们所给予的品种却又是那样的稀少和虚胖。从好莱坞到韩流，都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既警示我们奋进，也报告了一个财富方位，提醒我们去开掘。对此我们没有其它选择，不进则退。

略有欣喜的一个信息是，据纽约时报文章，中国政府最近在泰国清莱一所大学捐赠了一栋宝塔式建筑物，泰国学生经常熬夜在这所“中国语言文化中心”修习中文。一名学生表示，为了学中文，牺牲休息时间也值得，因为中国才是未来。文章认为这所“语言中心”不过是中国持续在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拓展文化影响的一环，随着9.11之后，美国留学政策的更改，亚裔留学已开始向中国流动。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信息更加大了我们迅速发展文化产业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但是，在有限的条件下，怎样才能更好地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呢？

振兴文化产业之路，该怎么走？

我认为，应该在方向上学习借鉴韩国的经验，树立大理想大目标，要放眼世界文化领域，有分割和重组世界文化产业结构的抱负和气魄，做世界性文化产品。

无论是文化遗产的丰富性，还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市场需求，中国都应该也有资格做文化产业大国，现在没有当成，必须得承认，和我们所处的环境尤其是意识形态上的政治环境有关，这是我们文化产业发展不利的地方——可这是短期内靠我们的力量改变不了的，也是急不得的，改革还须渐进。在这样的既定条件下，我们只能探讨发展文化产业的其它可能。

一、政治约束题材不超过产业比重的1/4

新加坡启示录：空间在于合理利用

首先是空间体系。我们可以把文化产业当作摊开的一张饼，那么，属于受制于政治约束的题材在比例上能占到多少呢？不足1/4，那么还有3/4的空间。我前面举了恩格尔系数做参照，已经测算了文化产品的市场需求和缺口有多大，即使只做那3/4的部分，从商业利益的角度看回报都是丰厚的，值得的。在创作自由空间方面，我们拿新加坡和广州比较，新加坡有两大传媒集团，报业集团是私人性质的，新传媒是国营的，新传媒是最大，含电视、网络、报纸等一共七个集团。新加坡从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1971年起，政府就通过采取严厉的舆论控制措施、建立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和严密的社会组织，加强廉政建设，从严执法等一系列措施，积极实施稳定社会秩序的政策，政治社会环境长期稳定；新加坡的媒介已经形成警钟长鸣的习惯，遇到敏感问题，新加坡记者会采取谨慎态度，绝不远离轨线，传媒不一定采纳西方媒体的模式；另外，新加坡是不允许三个人以上进行公众集会的，一定要跟内务部报案，同意了以后才可以举行。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广州的媒体空间比新加坡要大。广州媒体众多，能辐射全国的报业集团就有3个，广州日报、羊晚报业和南方报业集团，由世界品牌实验室(WBL)和世界经济论坛(WEF)在世界品牌大会上共同公布的2004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上，前25名里面广州的报纸就占了5名；新加坡人口400万，广州994万；新加坡人均GDP20000美金，恩格尔系数为30％以下，属于最富裕地区；2003年广州人均GDP是5844美金，恩格尔系数是33.9%，属于富裕地区。新加坡传媒的年增长是7.7%，产品出口的年增长是3.7％，1990年传媒出口是6.3亿新元，传媒业有3500个机构，广告总额是4.12亿美元，人均广告额是105.64美元。换句话说，尽管有空间管制、国内消费市场吸纳力的限制，但新加坡媒介还是取得了重大成绩，秘密是什么？我看原因之一，就是人家有国际视野，找到了适合生存和发展的办法。

几米启示录：我们需要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

再举个例子，比如出版界，看起来限制很多，可是，在允许的范围内我们的产业链做的是不是好呢？前面讲过，韩流已经收了我们一笔昂贵的学费，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不是”；现在，台湾作家几米现象依然继续给我们启示。几米的绘本贵在创意，风格独特，具有中国画的唯美和重视意境的特色，亦有浓郁的现代都市气息，所以推出后很快畅销两岸三地，于是“几米”不仅作为文化品牌被商业公司推广，还围绕这个品牌开发了周边产品。在三菱Lancer的电视广告里，我们能看到《向左走，向右走》的城市爱情，而味丹在上海推出的“绿力”果汁，瓶子就用《照相本子》来诉求个性包装。现在，他们还准备生产几米品牌的灯具、扑满、八音盒等商品。异业结合的授权模式，让几米品牌走出书店，接触到更多原本不认识他的消费者。在这一点上，台湾的朱德庸、王跃文也都具有类似的示范意义。文化创作的精髓可以跨越国界，有些情绪和经验是共通的，会超越地理障碍。我们同样可以反思，从好莱坞的某些西方文化价值，到韩剧的儒家精髓，再到台湾小说漫画的个性化文化作品与商业化的产品销售衍生品开发，这样的作品如果大陆产生，会受到体制的限制和打压吗？我看不一定。我们需要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

二、种类开发需要多维想象能力

下一个目标：传统文化，侠义精神

其次是种类体系，这是解决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在可运行的领域内，外国人和朱哲琴马友友女子十二乐坊们已经给我们探明了一个财富方向，就是把传统文化分成一个个系列加以开发。比如：分成历史剧系列，包括传统文化名著改编系列，老字号的传奇系列，历史传说系列，民族风俗人物传奇系列，等等，我们有历史题材开发得非常成功的例子，如《垂帘听政》、《唐明皇》、《武则天》、《康熙帝国》、《雍正王朝》、《走向共和》、《成吉思汗》《、西夏王朝》，有《封神榜》、《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也有《杨家将》、《大宅门》等等，都在国内外市场引起了轰动，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可以再加大创作力度，提高生产能力，做得更多更好，类似《木兰》题材的动画故事，我们可以开发出女娲补天，神笔马良，周公传奇等等；分成道德产品系列，包括老庄哲学孔孟之道四书五经等等的开发，以前台湾漫画家蔡志忠创作的具有深深禅韵风格的《老子》、《庄子》、《孔子》、《列子》，《六祖坛经》、《尊者的棒喝》，《唐诗》、《宋词》、《菜根谭》等等，等等，古老哲学文化精粹的漫画解读，都给我们提供了历史题材在表现手段上的创新启迪，我们能不能也在这些传统经典哲学和道德方面，找到一条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的新的表现手段？还比如分成武打题材系列，这是目前做得比较多但也是做得比较滥的地方，武侠在电影电视图书戏剧都有很大比例，但“武”有了，“侠”“义”的精神内涵没了。能不能在故事内容的开发上除了浅薄的离奇古怪和眼花缭乱的电子手段的运用，还在“侠义”的精神品质上做适当的延伸呢，以在道义与良知上给予人们满足？中国目前的社会道德沦丧、拜金主义给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心灵都带来了伤害。越是缺乏的东西人们越是渴望。韩剧迎合了我们对儒家精神的怀恋，那么我们能不能用自强奋进的、侠义的武术精神来满足我们对“道义”的、“士”的精神需求呢？另外，民族音乐民族文化的系列部分也不容忽视，中国是多民族大国，每个民族都是一笔宝贵的资源，比如西藏文化，已经在国际国内引起旅游热潮，文化产品的开发上能不能找到一种适合流行的表达方式，把藏传佛教中最能震撼人心的美好价值开采出来，贡献于整个人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