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文化力是锻造强势传媒的利器

其二、文化就是融合。融合从本质上说，就是在平等基础上的妥协。人类文明史就是从冲突走向合作的历史，人类从无数次两败俱伤的教训中逐渐学会了谈判妥协，从融合中求利益，进而互相尊重，达到和谐。这个道理并不深奥，人们也容易接受。但是在现实中，融合却是一次打破传统和惯性的艰辛的长征。

“在我们的社会，没有我们的身影，也没有我们的声音，我们搭的是别人的车，也许我们在自由自在地生长，但我们是一片次生林，是一次克隆。”（《第四代人的精神》）这是被称为 “精神上的流浪儿”的第四代人的强烈生活感受。

的确，在眼前这个喧闹、多元、文化断裂的世界上，找不到自己的身影是人们的共同感受。在中国的传媒领域，人们对固化的理想模式与现实效果之间的断裂习以为常，视而不见，大量的节目产品几乎是千篇一律地“克隆”着。凤凰卫视恰巧诞生在需要文化重构和创新的年代，在努力寻找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喊出了“开拓新视野、创造新文化”的口号，亮出了自己的旗帜。我们通过三个“依靠”，达到三种“融合”，实现三个“改变”。即：依靠有选择的对西方和港台文化的汲取、借鉴、消化；依靠对前沿意识的把握和领悟；依靠群体智能优势和富有成效的运作机制，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融合，把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相融合，把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相融合。使电视文化高高在上的尊严性变为平民化、低视角；使严肃刻板的教化功能变为宽容、理解、沟通；使自视高贵的精英文化变为直接的心理体验，从而找到了雅俗并存、中西融会的文化定位。

比如，鲁豫有约就是一个“雅俗一体”的节目，在对昔日英雄和末路英雄的寻访和问答之间，勾勒了中国半个多世纪里一些风云人物的兴衰荣辱，悲欢离合（如对庄则栋、章含之、吴法宪夫人陈绥圻的访问），再现了这一时期令人百感交集的历史画卷。与同类电视节目的通病--“浅”与“闹”相比，它是一种真实的倾诉，独具一种沧桑之感。鲁豫很会创造气氛来让嘉宾讲实话，讲他们内心深处的酸楚和难言之隐。鲁豫说过，她做一次节目，几乎要读近一米厚的资料，对人物的透彻了解，使这个节目有一种深入人心的力量。这个节目的生命力还表现在，它让很多“新生代”喜欢，他们通过这个节目懂得了历史，懂得了自己的父辈。一些青年来信告诉我：“节目让我们了解了许多我们从前不了解，也不会去深究的许多感人的故事，能从中感悟到很多东西,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有必要在前人的经验上汲取知识。而解读鲁豫有约不失为一个快捷方式。”“节目很感人又很真实，从中能让我们领悟很多人生的道理，更懂得了宽容与理解。”同时，鲁豫有约也有其“俗”的一面，如对璩美凤、宫雪花、杨玉莹的采访，就有不少人骂，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一方面批评不断，一方面收视率猛增，人人都想知道鲁豫问了啥，被采访的热门人物说了啥。也许，节目有一些骂声比一味赞扬能赢得更多的关注。

与鲁豫相比，娱乐串串SHOW的梁冬应该是一个更为平民化的主持人，大家可以从他的言谈之中听出他平时读了不少书，说话自有一种可爱和魅力。一位观众模仿梁冬的语言方式写来一封信，“我对梁冬主持时口沫横飞，手舞足蹈的样子着迷。 我爱听他鸭子般低沉的嗓音，爱看他腊肠般丰润的嘴唇。 特别是他送礼物时，侧着头时左脸所映像的那一晕光圈，真是一个万人迷！梁冬似乎是一个很会用气功的武林高手，能轻易地化俗为雅，化雅为俗。比如他把世界杯女子足球赛说成女子杯世界足球赛，把北京香山的枫叶都红了，读成北京香山的红叶都“疯”了，不仅没有让人生厌，反而令人忍俊不禁。他主持中华小姐的评选时，自己做主，为评选增加了“智美”的理念，使这个节目在众多的美女节目中显出了自己的亮点。

在工作方式上，融合也使我们获益。比如说凤凰有很多来自大陆的创作人，工作方法说好听点，是浪漫主义方式，说不中听一点，就是游击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一点经常让香港的同事觉得晕头转向。香港人是西方理念培养出来的，他们做事要求在三个月之前就有计划、报程序，准备预算。有人形容西方人的生活规则是，一年用三分之二的时间制定计划，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实行计画。所以碰到大陆的同事以诗人般的挥洒感觉办电视的时候，这个要做直播，那个要直译，香港同事配合起来就不和谐。经过一段时间的交锋、磨合， 我发现，彼此合作使每一个人水平更高了。香港同事的应变能力强了，他们自我解嘲说，我们现在很能适应大陆方式，临时决定做一个紧急节目的时候，我们的应急能力比别人强很多。与此同时，大陆这边的电视人也越来越知道，许多事情要按照章程办，该填的表格要填，该写方案要写，这样效率才能更高。凤凰就是这样，接纳了别人，同时又没有失去自己。

其三、文化就是经历。高尔基几乎没有上过大学，却写出了名著《我的大学》，与其经历相同的还有美国的杰克·伦敦等一大批作家。按受教育的程度看，他们属于没有文化的一群，但是，文学地位来看，他们却是最有文化和品味的，他们的文化就是他们的经历。同样，在凤凰卫视，我们有一大批靠经历取胜的节目。

2003年，凤凰卫视推出了一档节目，名曰：有报天天读。这个节目的创意是我的，连名字都是我起的。“天天读”这个词汇来自于大陆文化大革命中的毛主席语录天天读，这个词汇是一个鲜明的符号，它的文化信息含量是有历史纵深感的。而走上前台这个读报的人也出人意料：他年过半百，身体发福，一身唐装，普通话和英文的发音不准。这就是我选中的读报人杨锦麟。在当今华人电视媒体充斥着年轻粉嫩面孔的趋势下，杨锦麟上节目会不会“砸锅”？他走上前台需要勇气，而敢不敢用他，更需要勇气。

锦麟兄后来说，我这种“变音国语”、臃肿身材、长相平凡、年过半百的对象，在内地任何一家电视台，不仅没有机会上岗，即使哭着喊着争取在电视台当个保安门卫，也未必有机会，更遑论被毫不犹豫地推到前台。

杨锦麟读报读得是什么？是新闻？是故事？是笑料？是忧国之心？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在我看来，锦麟兄读的是一种经历。他曾是一个15岁就下放农村的知青，16岁在山区小学代课的老师，23岁时在厦门的下水道里掏污泥的环卫工人，近40岁时到香港卖文为生的文人。有过多次失业经历。有这种丰富的人生阅历的人应该是最懂中国的人，他以一己之心推论天下，自然能与大多数国人同喜同悲，心灵相通。

这个节目在2003年中国一个权威的电视节目评选中独占鳌头，被评为中国电视新锐榜的“年度电视节目”。杨锦麟先生同时被评为中国十个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2004年，有报天天读这个节目拿到大把人民币的广告。相当于内地一个经济不太发达的省市的电视台的年收入。听到这个消息，锦麟兄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每天做节目，清晨六点就要到公司。SARS期间，他每天都会碰到隔壁大楼里一个打扫厕所的老兄。那老兄把他这个戴眼镜、捂口罩的读报人当成了同行，问他，你一天扫几次？老杨说，1次。你呢？那人说。8次。老杨说，你们老板够狠的，他是谁？那人说，李嘉诚。你老板是谁？刘长乐。他没你们老板狠。

空旷的山野之中，桃花灿烂。但看到它的人因为悟性的不同，产生的感受也大不相同。当我们的智能没有到达时，凡尘历历，难以窥见真机。而一旦找到了智能的入口，虽然桃花依旧，我们却看到了它深层的美。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对于传媒人和企业家来说，桃花是我们的品牌，而文化内涵则是使它焕发出内在美的阳光、空气与水。凤凰这个品牌就是这样发出了它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