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相对论》年终回顾：2011年的家与信（下）

2012年01月13日 20:42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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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相对论》——流浪儿童 家在何方

解说：2011年春节，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教授在微博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引发众多网友的参与。3000多张流浪儿童或涉嫌被拐儿童的照片，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传遍微博。随着传统媒体的跟进，社会名人的参与，公安部门的介入，解救工作的展开，微博打拐迅速成为2011年春节期间最热门的话题。2011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线与海内外网友交流时，也谈到了相关行动。

温家宝：我在网上注意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有的网民经过拍照上网来暴露许多流浪儿童的问题。

解说：此次微博打拐行动，大众热情参与的同时，也不乏反思与警示的声音，由微博打拐引发的议题，也开始不断延伸。

熊伟：我不是说，简单的说不支持“微博打拐”，但是就是说于建嵘副研究员，他们倡导的那个形式，那个程序，我是反对的。第一个乞讨儿童，他也是有隐私权，他也有肖像权，你把他放到网上去，这个涉嫌侵犯了别人的基本的人权。

第二个，你把他放到网上之后，犯罪分子他也通过微博也能够看见，他如果看到这个信息，他马上会把小孩给转移走了。

王大伟：但是我觉得遇到任何事，你得有一个主有个次，什么是主？社会正义为主，这个孩子被拐被骗以后，一个家庭家破人亡，这个孩子而且还面临着可能被吃药，可能被致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解救孩子为主，这是社会正义。

第二，你说“微博打拐”，我是当警察的，我更害怕，别让犯罪分子利用你这些，但是它和主比较起来，它一定是次。

王建勋：我觉得我们应当非常忌讳对待这种问题，用自己的情感或者情绪战胜理性，打击拐卖儿童这个目的是非常好的，具有正当性的，但是它的手段也必须具有正当性。

王大伟：刚才对方说的我有的不太支持，我是公安大学的老师，我的学生都是警察，我教过他们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如果说你在派出所坐着，有一个老头进来报案，你不知道怎么办，你不需要知道，你只设想他是你爸爸就够了。我说遇到这个事情不需要想什么，你设想我是丢孩子的爸爸就够了，这是情感方面。

王建勋：但是如果他不是被拐卖的儿童怎么办？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必须得承认，在乞讨儿童的这个群体当中，有些人是被拐卖的，也有些人不是，但是事先作为一个公民你不知道，你没有做调查，你随便咔一下就拍了，但这个儿童不是被拐卖的，这样一个不是被拐卖的儿童，他当然有自己的一些权利和自由，不是说你随便的你想侵犯就侵犯的。

薛蛮子：我说“微博打拐”已经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温家宝总理在前些日子跟人民网，跟全国人民说，由于我通过随手拍的这个运动，我才知道有流浪儿童这么严重的问题，我责成民政部、公安部一定要解决，尽管这是个复杂的问题。

王大伟：打拐这个事情靠公安机关，单靠公安机关是不行的。

曾子墨：您身为警察您也这么说。

王大伟：因为我们的警力是世界最低的，一万个人11个警察，西方是一万个人35个警察。我们一个警察干西方三个警察的活。那么在西方现在它比我们多三倍的情况下他都知道，这个事情我要靠人民群众。

解说：在2010年的春节，在“微博打拐”最热的时候，苦苦寻子三年的彭高峰找到了他的孩子。

彭文乐：你就是走到哪里，爸爸都把你找得到。我希望全民参与打拐，全民打拐和人贩子进行一场人民战争。

解说：虽然对于从中获益的家庭来说，这是改变一生的事件，但“微博打拐”这样的公民行动在很多人眼中的确还存在一些瑕疵。例如，它是否导致了流浪儿童和被拐儿童的概念混淆，这个倡议是否会剥夺困难家庭的乞讨权等等，如何让打拐救孤的善良本意，能够通俗易行和有法可依成为许多人的思考。

曾子墨：通过“微博打拐”这个行动，彭高峰找到了他的儿子，而凤凰周刊记者邓飞也记录了整个的过程。

邓飞：我认为彭高峰是2008年，因为找这个彭文乐，找孩子的话，他是很艰难的，就好像一根针掉到了稻草堆里面去了，你要把这个针找出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样的话，我就鼓励彭高峰通过互联网，利用新的工具，通过微博，我们来找这个孩子。

然后在2010年的9月，我发了第一条微博，就关于这个孩子的微博，有个人看到了这个微博，记住了这个孩子的相貌，然后他又在一个乡村里面看到了这个孩子，然后他把信息反馈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去等着，带上深圳的公安把他解救出来了。

王大伟：这是咱们编了一个叫平安童谣，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咱们真正要干的事是救孩子，要弘扬社会正气，这是我们要做的。

曾子墨：现场我们还有一位丢失了孩子的家长，我们想和她做一个电话的连线，听听她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你好，我们这里是凤凰网《全民相对论》的录制现场，想先向您了解一下，您家里面孩子是丢失多少年了？

李静芝（被拐儿童家长）：今年第23年。

曾子墨：第23年了，孩子走失的时候多大呀？

李静芝：两岁8个月，也就是我唯一的一个儿子。

曾子墨：这23年里面，你通过一些什么样的力量组织去找过他呢？

李静芝：刚开始是自己家里的朋友、同学、同事。

曾子墨：有找过公安机关来帮助你们找孩子吗？

李静芝：当时我们去报案的时候，公安局是不给我们立案的，前年好像公安部又有一次专项打拐，这个时候才给我正式立了案。

曾子墨：前不久在网络上有一个微博打拐的行动，您支持这样的行动吗？

李静芝：我现在非常感谢，就是说现在社会各界对于现在拐卖儿童的这个事情都比较重视，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些希望。

薛蛮子：我们之所以在微博上和所有我们找到的媒体宣布这个事一个首要的目的，是觉得你们所有的父亲母亲你们不是孤独的，我们都支持你。

李静芝：这些年，我真的，这两三年我真的觉得我最孤独，但是现在我这个孩子丢失这么多年了，我天天找孩子也非常非常的困难，我觉得我们的力量真的太弱太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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