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相对论：教育界的“红绿色盲症”

2011年10月29日 18:15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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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焕：你说老师也要评价体系的问题，这个上面整个教育，你们看我们是统一高考的，整个教育它是高考一个评价标准，那么这个标准贯彻到老师，老师对学生也就有一个标准，本来最好的教育应该是给学生提供一种所谓因材施教的可能。每个人他都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把其他的路全部堵死了，你就这条路出去，按这一个标准来评，我们现在的红领巾、绿领巾其实离信仰、离主义已经十万八千里了，它现在就给你分，按我这一个出口，你这一个标准，你是好的还是坏的。

观众：我们要注重对他们的教育，不要分好和坏，我特别赞成什么呀？就是说现在的学校有一种制度是什么呀，让那个班干部轮流做，轮流来当，我特别支持这个，你在班里可以多选点那个，就说我各个学科，各个科，哪怕你给他一劳动委员都可以。

袁岳：其实你哪怕轮流做完以后，再拉大家投一次票，觉得谁的服务做的最好，这个我觉得可以。

观众：你可以多立些名目嘛，学习委员、宣传委员、卫生委员，多立几个让孩子轮流来做，每个孩子都有潜质，但是你要怎么发挥他，怎么培养他，他们都是祖国的未来，是我们将来的未来，是我们的接班人。

袁岳：我碰到一个家长跟我说，你看我们家那孩子就不好好读书，平时老爱玩游戏，那不行啊，这班上成绩他老上不去。我说上不去多少？他说50个学生才考了25名，我说25名不错啊。你看中间嘛，我说中间很有希望的。他说那不行，老师老跟我做工作，说你这孩子得好好看着，要多做作业，怎么也得进前十名。

章文：所以我说，其实张老师，我觉得还是应试教育这个指挥棒在那指挥着所有的学校、老师或孩子还有家长都成为这个指挥棒指挥下的奴隶吧，让你指挥棒在那个地方，所有人都围着指挥棒转，你就没有办法。

观众：你们刚才就不应该一直用好或者坏来讨论一个孩子，我觉得他们根本就不是好坏，他们只是智商、情商的问题，有一些学生他就是学习好，他就是智商高，但是他就是不能交往，他就是情商低。

有一些人他就是学习不好，但是你如果让他走出社会，他就是可以跟朋友，还有同事之间关系处的很好，不是我们说，那时候网上很流行一句话是昨天很残酷，今天很残酷，明天很美好，但是大部分人死在今天晚上嘛。我觉得他们之所以死在今天晚上，就是因为他们情商不够，他们不具备走入社会的情商，我觉得一个孩子根本就没有好坏之分。

袁岳：只是不一样。

观众：对，他只是智商、情商的区别，谢谢。

石秀印：这个事件就是一个绿领巾的事件，一个事件，它可能就像一个泡沫一样很快就消失了，但是有可能掀成一个大浪。什么掀成大浪呢？就是说它是人们的关注点，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已经走到现在，对于我们的教育已经反复了多少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30多年，现在人们的观念已经在逐渐的变化。

那么那个深刻那个东西，我觉得中国的教育向哪边走，是应试教育还是一个创新的教育、素质的教育，还是怎么，现在已经到那个关节点上，这是我们政府或者是领导人必须思考的一个，我们未来的教育要怎么走。我觉得广大的公众关注这个绿领巾仅是一个点，但是你要从背后看出我们民族在期待着什么。

袁岳：所以的确，我觉得刚才石老师提的说，现在是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所期待解决很多的问题要达到很多的目标，如果我们人全是那么乖乖的，全是那么只会考个试的，全是只会听个话的，那我们现在能说出来的话里面，本来就有很多问题嘛。所以一个小小的绿领巾可能让我们要反思的是我们今天既要有新的关于教育变革的顶层设计。

当然，在我们微观领域也并不是大家全然没有什么所做的，我觉得在学校给学生的空间那么小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家长在家教、在家庭给予孩子的鼓励空间中间多一点，不要简单成为这个应试教育体制的同谋。所以这样的话，小孩子至少还有自己一点孔隙，一个小小得空间，拥有自由的空气。

我们下面还会邀请我们现场的嘉宾和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到现场来为我们留下今天参加本期讨论的一句话的感想。

石秀印：我写“我要成长”，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有一个自己内心的我要主动成长，而不光是“要我成长”。

张鸣：教育不改，天理难容。

染香：我是个坏学生，但是我特别想找到一个好老师。

章文：我就写废掉应试教育的指挥棒。

童大焕：教育不好，不能完全怪学校，应该是有什么样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公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家长就有什么样的学校，应该是家长和学校和老师一起努力，给孩子创造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