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相对论：教育界的“红绿色盲症”

2011年10月29日 18:15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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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秀印：我认为这个是违反自由，这个入少先队，我觉得是要自由申请的，戴红领巾我需要有个申请书，我愿意戴，像袁岳总裁，你也是愿意戴这个的。

袁岳：我也是愿意戴这个，绿领巾不应该是愿意戴的。

石秀印：是不是他愿意戴。

袁岳：他是因为你有点像犯错误了那个给你戴一个绿领巾。

石秀印：那也强加了那个东西，你必须戴。我觉得如果说是这个学生，我申请，我愿意戴，那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它这个，我估计肯定不是他愿意戴。

袁岳：好，让我们听听童老师的。

童大焕：我们回来说绿领巾吧，不说红领巾了，我觉得咱们的教育最忌讳的就是一个把人给标签化，把人给标签化，给区别开来，我们为什么很多校服越来越多了呢？就是一个学校为什么要校服，就是为了把大家给混在一起，你的家庭背景不同，你的身份不同，但是你们是一样的，你们到这个学校来，大家都是一样的。

袁岳：校服能起这个作用。

童大焕：对，校服能起这个作用，为什么要求校服是统一的，你不能说你穿名牌，我就穿一个很破烂的衣服过来，这是有起这个作用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拒绝把教育给标签化。你是用一个标准去给人家，而且这种标签化是公开的，比如说，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们自己是家长批评孩子要把他悄悄的拉到一边，单独跟他说，不能公开批评孩子，是吧。

袁岳：特别是不适合公开羞辱孩子，就是他做错了，因为孩子有的时候做错了，有的时候也无心之过。

童大焕：对。

袁岳：从这个角度来说，要全搞平了，那这个孩子也失去了进步动力。

石秀印：我是学教育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的，我相信这个校长也好，教务主任也好，他没有学过教育，他不懂得教育规律，如果懂得教育的话，那就是说一个著名的，几乎所有的教育家都说，教育的前提是尊重每一个人。你要尊重你的学生，我觉得这里面，这个学校肯定就没有尊重之意，当学校失去了尊重的时候，失去了善意的时候，我觉得任何教育都不会成功。因为我觉得这个学校呢，我认为这个学校的校长，他根本不配做一个校长，他的教务主任根本不配做一个教务主任，他就没有受过基本的训练，我觉得还要进一步推是谁任命他当校长的，他不具备校长的资格，没有这个资格，他怎么当上校长的。

袁岳：那按你这个说法，道个歉不能了事。

石秀印：当然了。

张鸣：它是这样，中国传统，它就具有一种羞辱性和惩戒性的教育，我想起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就是那个樊增祥父亲。

袁岳：那时候打板子都不是惩戒。

张鸣：过去打板子，就是打手板，还有羞辱的，你比如说，像樊增祥的父亲，他是因为被左宗棠给羞辱了以后，他要发愤图强，让两个儿子关在一个小楼上，穿上女人的衣服。如果你就出去考试，考上秀才呢，扒外衣，考上举人呢，扒内衣。

袁岳：他用这个刺激小孩子。

张鸣：当然这不是一种羞辱嘛，你想想看一个男孩子给穿上女人衣服，后来这俩儿子全都考上了，不仅考上举人了，考上进士了，而且点了翰林了，我们看换衣服了，你说说看是不是有效，是有效，但是问题是我们讲，这是一个特例。我们现在很担心，这哥俩万一考不上怎么办，这一辈子就完了。

袁岳：考不上就证明你们真不是爷们，只是个娘们。

张鸣：对啊，他这辈子就完掉了，像这样的，可能我们理解樊增祥的父亲是受了羞辱了。

袁岳：我倒是理解不是对孩子的羞辱，是对女人的羞辱。

张鸣：就是说，我们传统的确有这样一种羞辱性教育反向刺激的这种传统，但是并不好，就像石老师讲的，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孩子当人看。

观众：我觉得刚才那个教授说的很好，校长和教导主任出这个主意本身就欠考虑，因为违背了学生的意愿，带有惩罚性的，这本身就不对。

观众：因为刚才讲的就是说红领巾，还有绿领巾，它有可能代表一个信仰方面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相信共产主义，所以我们有了一个标志，但是绿领巾呢？就是把孩子给区别开来了。为什么不能够让孩子们从内心，我们就相信我的这个信念，不要通过别人的对比来看出不同，而是真正的培养起，我们对于自己的教育，我们对自己想要培养的价值观到底有没有信心。

观众：我特别记得我幼儿园时候有一次被一个老师打了一巴掌，我到现在还没有忘掉，而且绵延了这么多年一直都有隐约的厌学情绪。

袁岳：有没有想到要发奋吗？

观众：发奋，这个，一个孩子。

袁岳：将来等我混出来了，我要打回去一巴掌，有没有。

观众：孩子想的是我受到多大伤害，而不是抱负，孩子没有这么强的抱负心，人心本善。

袁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