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要苏联考察 模仿苏联体制

2011年11月10日 11:19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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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零陵学院学报》2004年第25卷第1期 )

俄国十月革命不仅极大影响了许多后来成为中共早期党员的左翼知识分子，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些军人和政客的思想和观念，从而产生强烈向苏联学习的愿望。

1919年4月，北京《晨报》连载介绍苏俄的文章，在谈到苏俄的行政体系时就表示很感兴趣，认为它“很近我们的理想”，应“细细加以考究”。1923年9月2日，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在苏联历时3个月的访问，主要是考察苏联党务和军事，并请求共同商讨中国作战方案及请求苏方派人到华南，仿照红军编练中国军队等。关于这次考察经历，蒋介石回国后曾写过一份“报告书”，并向孙中山面陈过国共合作的意见。但是不仅这份“报告书”从此无人知晓；而且在蒋介石后来诸如《苏俄在中国》等个人著述或回忆中，似乎此次苏联之行给他留下的尽是对苏联的疑虑、不满和失望。

实际上这与他同期大量的亲苏言行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如朱亮基1927年2月编辑出版的《蒋介石言论集》，是目前所能见到的为数不多的“原汁原味”的蒋介石早期文集之一，其中就记录了不少这方面的言论。正是蒋氏当时“与时俱进”，有了苏联之行的政治资本，从而能平步青云，在国民党内和军队中的地位日高，权力益大。如果在一定时期内没有像蒋介石这样的大批国民党政要思想观念上的默认，苏联党治国家那套政治体系是很难在中国生根的。正如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肯定的:“经过一番切实考察，知道红军的组织，共产党森严的纪律，遂为日后回国改组本党创建党军之一大动机”。

大革命后，国民党宣传机构虽然口口声声、不厌其烦地声称什么“俄国共产革命不适于中国”；蒋介石甚至发表长篇大论，从所谓革命的动机、革命的性质、革命的方法等多方面论证“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但对被有的学者称为“歪曲性吸取苏俄一党制经验”而形成的国民党政治结构，却不仅不肯放弃，而且不断加强稳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苏俄革命专政的形式成了蒋介石在中国强化其统治的工具”。

另外，我们还不能忽视以蒋经国为代表的留苏学生，利用苏式经验对国民党政治体制的建树和“发扬光大”。据统计，大革命时期被莫斯科中山大学实际录取的中国留学生约为340名，其中有30名是鲍罗廷推荐的包括蒋经国在内的国民党要员的子弟。由于特殊的因素，蒋经国在苏联呆的时间比其一般同学要长，到1937年3月启程回国为止近12年之久。

他在苏联做过工，种过田，当过基层干部，经历曲折。从他自己当时写的日记及江南等人写的有关传记来看，其深受苏联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蒋经国将在苏联获得的经验首先运用到国内是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江西。在这里他虽然只担任了封疆大臣熊式辉麾下一名保安处少将副处长，离任江西时也只升了一个“省府委员”。但因地位特殊，他自己也雄心勃勃，辟出赣南11县作实验专区，大力推行在苏联学得的那套体系和工作作风与方法。如密切联系群众、大搞宣传运动、开办干部训练，在经济上甚至还仿照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建立了合作社和“交易公店”，统制油、盐、米定量出售，仿照苏联五年计划而颁布“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等等，从而舆论大哗、否誉不断:在赣南农民心目里，他变成了现代“施公”、“包龙图”，或被视为“蒋青天”、“活神仙”；而在国民党内部，则被指责为“苏联社会主义的中国版”，甚至说他是“道地的共产党，赣南快被赤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