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中日两国应倡导“屋顶理论”

杨伯江：我不是特别同意，应该说对于中日关系的前景，我觉得应该个人是抱有一种谨慎乐观的这样的一种预测。我也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前不久召开的亚欧峰会的场合，中日之间进行了高官接触，但是非常令我关注的就是，双方在接触当中并没有涉及到钓鱼岛问题，这说明了什么？他们谈了什么？这说明中日之间可以谈的，应该谈的，马上需要谈的问题还非常非常多，冲突的部分，钓鱼岛问题是中日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现实的，重大的问题，但是却不能代表全部的问题，不是唯一的问题。

郑宇硕：我明白目前中日关系大家都同意，不很乐观的，大家我们也总得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基本上我们中国还是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把现代化做的更好，我们还是起码需要20、30年时间，要是中日关系变得坏了，我们就是把日本赶到美国的怀抱，那对我们的发展，对我们的和平崛起很不利的。从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看，我们还是期望中日关系能够像法国跟德国的关系。

最近欧盟不是拿了诺贝尔和平奖嘛，要是我们中国跟日本从中日韩跟东盟这样子经济整合做工夫，那对整个东亚地区，对每一个国家，日本、中国、东盟都是有利的。

冯玮：我打断一下，就是我不能不说，就是有一点我跟杨伯江先生并没有矛盾，就是我们都希望中日关系能够趋向缓和，而且我也相信，这一点我也是热观谨慎的，中日关系会逐渐趋向于缓和，但是我们要注意缓和不是友好，矛盾依然被掩盖，所以我们讨论主要的问题，就是要把问题真正揭示出来，从根子上来解决，我觉得这才是有助于两国的长期繁荣。

邱震海：您说到这个问题的真正的根子在哪里？

中日民间情绪：历史恩怨和现实失衡

冯玮：我认为主要一点，跟法德两国是不可比的，因为首先一点，日本很多学者也指出了，战后改革往往只关注了改了哪些方面，哪些方面没有改，他们指出两个方面是最关键的部位都没有改，第一个是政治结构，它的政府结构没有改。我们知道很多甲级战犯岸信介等等，都后来成为首相了，日本这种情况和德是不同的，德国是完全被摧毁的。第二个就是金融体制，人员整个的体制没有变。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和德国不同的是，和法德不同的是，法对德问题始终是摇摆法国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都是因为解决对德关系不好，导致他政府的下台，所以这是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应该看到，有一点是值得我们乐观注意的，根据就是震海兄也谈到了，就是现在这次FTA谈判又重新开始了，为什么会重新开始，我想就是有一点我们都认清了，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因为前几天，就是上个月，日本原来的防卫大臣五百旗头真，他在《选择》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钓鱼岛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美国留下的，它就是要离间东亚国家，避免他们的团结。

而且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赖斯也是前几天，她在英国金融杂志上，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说遏制中国崛起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区域经济。

邱震海：中国关系坦率来讲现在也有悲观的，也有积极的，到底这种悲观积极，到底如何放在历史的长河上来看？着眼于未来一段时间，中日两国如何做一些什么，能不能真正跨越，或者超越什么东西？

中日关系非常错综复杂，不但在政治层面上，而且在民间情绪上，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正民族主义。从刚才讨论当中，我们看得出欧洲的历史显然难以为今天的中日关系所借用，因为时空背景，各种政治和民族的框架完全不同。然而与此同时中日关系又必须在目前民间情绪非常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走出一条建设性的路子，到底如何走，有关这个问题在三地同时请入三位嘉宾，看看三位有什么高见。先听听冯玮的意见。民族主义是一个现实，但是民族主义对中日两国来说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中日两国能否超越民族主义情绪

冯玮：我想对于中国来说，首先要认清中国如何来制订中国的国际战略，我认为中国制订国际战略要认清几点，就是中日关系，第一，中日关系必将强化日美同盟，而日美同盟，按照我的观点，从50年代开始直到今天从来就不是非常牢固的。为什么现在民调现实71%的日本民众认为要加强日美同盟？就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这是一点我们要注意的。

第二个就是，中日的冲突必将讲话美国和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话语权，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认清。

第三点就是中日之间的冲突必将要影响应该形成的一种远东地区，东亚地区的经济格局，也就是FTA自由贸易协定，这个协定的签署可以说是造福三国的，这也是我刚才听到说现在又开始重新进行谈判，我感到还是应该欢迎的。

第四点我们就应该看到中日之间的冲突本质上，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美国对日，对华政策的一种反映。所以我们从这次钓鱼岛问题上也可以看出美国很多的举动，令日本方面说肯定是不会满意的，特别是他9月25日抛出了国会研究所的那份报告，钓鱼岛纠纷美国的条约义务，他明确的提出，当时把钓鱼岛的管辖权交给日本并不意味对主权有任何倾向，他直接抽调了日本钓鱼岛问题的法理基础。所以认清这一点，我们就应该认清不要轻易的去煽动民族主义，而应该热情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中国应该这样做，日本也应该这样做，尽管现在对两个国家而言，民族主义都具有核心的价值，就中国来说，我认为现在中国要解决的问题。第一规范，第二秩序，第三均衡。

杨伯江：我想不是完全的同意，从我来看的话，今后中日应该做什么，大概有这样几点是可以考虑的。首先从中国方面来看，我们应该超出目前的中日之争，从中国自身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历史进程来思考问题，也就说在过去的30几年，我们在经济能力的增强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今后恐怕在继续搞好实力，经济的硬实力的同时，恐怕要把相当的一部分经历放在我们民族精神的打造上，也就是精神层面的一个建设。

这里面也包括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对于当前的国际时代，对于国际秩序，对于周边国家，甚至某一个特定国家，比如说像美国，比如说像日本，比如说像我们的邻国，他们的一个全面的情况，否则的话我们会陷入一种怪圈，就是我们对于国际知识可能点滴知道的越来越多，但是我们跟时代未必能够合拍，最终会损害中国自身的发展利益，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从日方来说，坦率地说，我觉得它的战略文化所体现的民族性，所体现的日本的民族性是有些许的问题的，如前面香港教授所讲的，在他发展比较顺畅的时候，他容易对外抱持一种开放的，一种宽容的心态。但是当他发展不顺的时候，就容易变得狭隘，内向，甚至是自闭，甚至是和国际社会呈现一种相互对抗的这样的一种态势。比如说目前的一些迹象就让我们想到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一些举动。所以从这方面来说的话，我想日本的为政者有这样的一个，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来考虑，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就是把日本引导向一个加强健全的民族性和民族主义。

另外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风波，中日之间对话沟通的必要性不是减少了，相反它证明是进一步增强了，需要谈的除了经济以外，除了中日韩之外，甚至还有整个东亚的，甚至也包括安全对话在内。

邱震海：香港的郑教授，你有二位那么乐观吗？

郑宇硕：你看我们在处理中日关系的时候，只是关系这么紧张，我们还是期望维持一个对外的渠道。当然领土主权我们一定要坚持，但是这个问题一时之间也不可能解决，我还是期望积极一点谈，争取一些比较重要的，共同的利益的因素。事实上我们刚才说了，日本的和平主义的力量也是在日本协会一个重要的思潮，日本人有相当一部分也期望争取在域名关系（音）上有一个平等的体会。而且中日韩加东盟经济整合方面还有很多问题可以取得共识，从共同利益相迎的角度来出发，我们国内也期望能多方面理性的看民族主义的问题，跟中日关系的问题，不要让一些激动的，煽情一些的情绪把舆论占到主导的地位。

杨伯江：我赞同刚才郑教授所谈的，日本的和平主义思潮的问题，我想除了刚才我谈过的悲情的民族主义之外，还可以加上几个定语，是反和的和平主义，是沉默的民族主义，是消极民族主义，也就是说在整个的政坛向右转，社会保守化的这样一个大的氛围之下，和平主义不会主动的站出来去主张什么东西。

冯玮：日本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希望和平的，所以我们如果把日本，就是有一些比方在军备方面的加强，把它解读为复活军国主义，这是一个极大错误。

邱震海：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以前在两国关系当中有一个所谓的屋顶理论，这个当然是有争议的，我们暂时不谈。然而在中日关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倡导一种所谓的“屋顶理论”？现在我们看中日双方无论在谈双边关系还是经济对话的时候，双方都是各自站在自己的家门口互相对话，这叫自说自话。中日双方的人们能不能有一天真正站到我们共同的屋顶上来审视我们共同的情绪，共同的问题，乃至我们共同和各自的茫然，这种“屋顶理论”也许更需要在中日两国人民当中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