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千荣：因此如何在发展同时，尽可能多的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尊敬，就像我们自己一贯所表达的那样，我们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同时我们也尽可能获得国际社会的评价，正是我们外交的关键。而要实现这一外交的重担，我想仅仅靠外交领域的表态，或者企业家的会场发言是不够的，他需要一个其他部门的全盘配合，那就是刚才灿荣兄所说的这五个领域，事实上都对外交发生影响的时刻。
邱震海：好，中国外交目前遇到的一些挑战，或者同时也遇到一些困境，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折射出中国无论是内争，尤其是外交都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中国的发展是不是必然会导致其他的国家的猜疑或者嫉妒，中国如何应对，中国如何有一个全方位大国、大外交。
叶千荣：中国军事行动与外交应保持一致
邱震海：中国的迅速发展是不是必然会导致中国周边、中国外交环境险恶，这两者之间是不是可以打上一个等号？如果说可以打上一个等号，那么客观、主观的原因尤其中国自己主观方面的原因，到底怎么样。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在北京、东京和香港现场同时请三位嘉宾，三位好。
刚才看样子在这个灿荣和千荣之间，有哪些不同的观点，同时香港的郑教授提出外部环境也是一个客观的原因。那么千荣认为首先是反思，还是从自己内部来进行反思，千荣你怎么看中国如果从自己内部，在战略思维上还有哪些继续反思的地方？
叶千荣：战略的问题刚才谈了很多，我反复强调的就是，我们必须从上到下统一依然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国际社会主流这一认识。对这一认识目前出现了不同声音是问题的关键，从高层到各部门必须统一这一认识。
邱震海：但是坦率的讲要在目前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完全统一那也是不可能的。如果完全统一的话，那势必要走回过去强人之争的时代，这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逻辑的悖论。在目前这种困境下，如何走出困境？
叶千荣：对，多元的声音、多元的社会谁都是不会反对。而今天问题的关键是，它的一个最高政策部门的统一，这又是任何一个国家所必须的。某种不同的声音，如果外交方面，或者军事方面，或者最高行政部门在这两个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认识，认为发展必然导致利益的冲突，同时霸权的追求是在所难免的。如果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际冲突的很多范例，作为一个国际社会的永恒定律来解释的话，那就恰恰忽视了今天全球经济化时代、一体化时代。事实上西方国家跟中国在经济、在金融等其他各方面，已经存在的相互依存现象，如何通过这种相互依存，使中国拥有更多的战略利益，以及对对方外交、对国际社会的制约力是一个关键。这种制约力的表现，就要考虑到自己的国际形象，这个国际形象的维护是跟今天国际的准则、国际的舆论有极其重要关系的舆论。
邱震海：好。
叶千荣：现在我们注意到国内的舆论，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国际的舆论，一种健康的、多元的国内舆论，是跟他是否得到了国际的多元舆论信息环境也有关系的。具体的说是在操作上，不是战略上，是操作上，我想回顾的是，我们在军事上的许多行动，许多演习等等。作为一个中国的正当的权利、正当的范围，应该是被理解的。但是今后它是否有必要将这些行动的规模、时间、时机、都与外交的通盘考虑保持一致。同时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对有关行动的解释，向有关各国提前做好工作，这也都是需要。
郑宇硕：美欧日利益一致 中国应积累互信
邱震海：好的，有关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香港和北京两位学者的意见，二位同意刚才千荣说的这个观点吗？
郑宇硕：我基本上是同意这样的提法的。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崛起人家一定有反应的，你看应该美国很清楚的就是国际第一，它还是非常强调这一句。那日本对于中国的崛起当然也有反应，我看东亚高峰会议就看得很清楚，它一定要把美国暂时争不来，它也要把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引进来，这是印度也有一种想法。
我猜我们在长远的道路上，还是怎么样好好的集聚力量，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二万五、六千亿美元的储备，这个储备怎么样好好的走出去，怎么样增加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我们也要正在打造国际媒体，这一方面也要好好的下功夫，在跟国际上的教育的交流、文化的交流。怎么样重点搞好这个留学生，对人家的精英集团的意见，对人家的媒体的意见，怎么样起一个积极的作用。这些都是很长远的道路，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我们不仅要明白，在国际方面，美国、欧盟、日本他们的共同利益是比较强的。
郑宇硕：我们跟它们的共同利益还是比较弱的，我们跟俄罗斯，虽然最近这一年关系要改善了，但是我们之间的互信还是不够的，我们也要明白了，我们基本上还有先天不足的地方。
金灿荣：中国外交主观上未变 将加强协调
邱震海：好，我们来听听北京灿荣的意见，灿荣总体意见，如何避免四面树敌，您有一些什么战略上的想法？
金灿荣：是这样主观上中国，仍然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个没有变化，这种主观意图，前提就是我们认定当今世界的主题还是和平与发展，然后在战略思维上，大概还是坚持韬光养晦的。所以这些主观的东西，今年这个时间点跟去年的时间点是一样的，没有变化。这样一来就是说对我们提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加强协调，我们现在能做的，我觉得就是把现有的协调机制，它的效率提高一点，这眼前能做的。
至于说未来能不能搞出一个协调一致的大战略，这个玩意我觉得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个事情，你可以这样想但是真做到非常困难。那么强如美国，美国是世界老大了一把手，你说美国的战略协调怎么样，也不怎么样，问题也很多，否则也不会犯打伊拉克这么大的战略错误。眼前能做的就是根据新的客观形势发展，把一些政策协调改进一下，这也是现在能做的。
长期来讲，大家还是要相信，就是中国人的学习能力是非常强的，这个大家知道我们刚刚现在成为一个经济上的大国，要给中国一定的学习时间，而中国的学习能力在世界上是非常强的，假以时日，我相信中国会有一个大国外交的。
郑宇硕：谈到实习，我们在香港在外头倒有一个提法，我们看到国内的媒体，国内的学术家，就中国外交政策的讨论是比较少的。一般来说我们都是看到文章都是跟领导层的立场做解释，也没有什么批评，反思也不够。刚才金老师谈反思，其实这个也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更多的讨论，我们需要更多不同的观点提出来，让大家做一个比较。我们特别留意到跟国内的政治政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差，就是我们对外交政策的讨论很不够的。
邱震海：非常感谢，这个中国的外交，其实现在已经不光是一个高层决策的诠释，更多的是民间的参与，所以中国外交未来如何增加民间参与，包括公共舆论讨论，乃至公开辩论空间，也许是我们大家可以继续反思的一个地方，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
中国国力的迅速崛起，自然会使国际社会感到诸多的不适宜，所以在这一方面事实上是面临一个，就如刚才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共同成长的烦恼。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崛起能不能在中国和国际社会之间共同工作出一种，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大国共同的模式，所以我想这是未来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
而在这方面既然中国的外交决策机制已经柔和了诸多，包括民意参与的成分在内，所以未来中国外交如何更多的呈现透明化，更多的有公共参与讨论乃至辩论的空间，我想这是下一步，我们大家可以努力的一个方向。《震海听风录》的节目，只是以善意建设性的一个方式，在这方面做出第一次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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