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不承认新中国 中国主教不获教宗认可

梵蒂冈赋“地下主教”权力对抗中国自选自圣

1978年中国天主教进入恢复期，两年内以北京宣武门教堂为开端，中国内地15座大城市恢复开放圣堂，很快就有4500多座教堂恢复了正常的使用。然而由于文革的阻碍以及与梵蒂冈的紧张关系，教会人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全国神职人员仅剩下1500位，比文革之前减少了3500位，在这种情况下，以宗怀德为代表的老一辈天主教领袖，决定坚持走自选自圣的道路。10多年间宗怀德主教亲自在全国各教区祝圣了40多位主教或助理主教，占了天主教自选自圣70名主教的半数以上，这也使宗怀德主教成为中国历史上祝圣主教最多的正权主教。

刘柏年：中国教会这个与宗主教直接关系的，宗主教辛辛苦苦，这我很知道他，跑遍了全国24个省市，大概将近80多个教区视察教务，下来做工作，尤其是圣主教的问题，动员他们应该怎么对待圣主教，没有主教就没有教区等等这一些，很细致指导下边的工作，中国教会才有今天。

解说：与此同时，梵蒂冈委任的一批神职人员也在中国境内发展着自己的教众。上世纪80年代后期，梵蒂冈发出通知由他们祝圣的主教，可以在中国大陆境内，无限制地祝圣新的神职人员。

刘柏年：它就反对自选自圣主教，用办法来对抗，就是给那些不公开的主教，对立的这些下一个通知，就是你可以随便圣，因为谁都是必须合格，所谓合格就是政治合格，可以不一念神学，没念神学也可以，这就是培养他自己的接班人。

解说：面对这种情况，已经当选爱国会主席的宗怀德，主动与这些“地下主教”见面会谈，当时河北地区有一位主教范学淹，直接听命于梵蒂冈抵制“三自爱国运动”。

刘柏年：范学淹主教来北京我们交谈过，我和宗主教和他三个人一块交谈的，不是这个房间，在那边房间里。我们就问他你圣了多少主教，三位，但是这三位又陆续去圣，圣了不少。我说你圣主教这个做法是不符合教会规定的，我给他讲教会的道理，他说我都懂的，我就圣了三个，我今后不再圣了。可是过了不久以后，一年以后，他又圣了个四川的一个主教，一个结了婚的教友把他圣成了神父，以后又圣了主教，他都有孩子了。

解说：这个时期教会内部的矛盾也开始变得激烈，西方媒体上也开始出现一些地下教会遭到“迫害”的报道。宗怀德虽然不同意“地下主教”随意祝圣的做法，但他始终认为双方在信仰上并无冲突，他一直努力做着消除双方误解的工作。

刘柏年：宗主教当时和地下（主教）谈了有十几位吧，个别交谈，虽然有地下主教，还想办法帮助他治病都是这样，从爱心出发挽救一个人、帮助一个人，不是采取打压的办法，国外就好像地上打击地下的，不是，因为都是同胞，都是天主的子民，地下也许有的多数也是为了传福音，个别的受国外的影响，那是政治原因，这我不能赞成。

解说：宗怀德更清楚地看到教会人才不能“速成”，在神学方面的造诣是必须的。1982年，宗怀德亲自操办开始筹办济南圣神修院，到1984年正式招生、授课。杨永强是这个修道院第二批修生，现在他已是周村教区的主教，他清楚地记在修院修道时，第一次见到宗怀德时的情景。

杨永强（周村教区主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修生正打扫院子，这个时候从大门外面进来两个人，其中一位就是郭传真主教，郭主教给给我们介绍，这就是我们的院长宗主教，那么宗主教非常的客气问候我们修生，说修生们你们辛苦了。然后聊了几句，他们就进了办公室。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戴的是一副黑边的眼镜，头发也有一些秃了，看上去没有什么架子，非常的平易近人。

解说：1983年9月，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建成，这是第一家全国性的天主教修院，1995年学院在北京大兴新址奠基，宗怀德亲自参与神学院的设计和选址，并成为学院的第二任院长，那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开始被疾病困扰，但仍然坚持办公，还与神学院的修生们同吃同住。

刘柏年：学生懒，老师也有点懒，早上起来跑步不跑，锻炼身体，他起来，一早起来，学生一看院长出来了，他不能跑，他大步走，学生一二一跑喊着口号就这样，早上起来六点的弥撒，他五点就在堂里祈祷。

解说：到2000年，全国范围已开办大小修院36所，这些神学院的建成和使用，为天主教培养接班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刘柏年：中国越来越强大了，国际地位越来越高了，都有发言权了。我说将来在世界上开主教会议，主教们枢机主教、红衣主教都在一起，中国也去了，人家问我们的神父，请问主教你是什么学位？你一说怎么给国家争光，各方面发展都挺好，科学发展都挺好，就是天主教争不了光怎么能行啊。

解说：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中国天主教此时已经得到了世界宗教社会的认可。1980年，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成立，宗怀德当选副团长，中国天主教“一团一会”的模式已经成熟，与国内外宗教组织的交流也多了起来。

刘柏年：我曾经陪他访问过韩国，当时韩国的枢机主教金寿焕接待他，交谈的很好。在天主教神学院的时候做了一次演讲，反映也挺好，就介绍中国教会的发展，讲清楚中国教会在信仰上和普世教会保持共融，和教宗保持共融，只是在政治上、经济上、事务上，实行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就是他在掌握像各国教会的都是一样的，因为中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所以造成外部的误解。

解说：无论教务多么繁忙，职位多么高，宗怀德在生活中却始终保持着一贯的艰苦朴素。这是宗怀德在济南高都司巷的办公地点，两间小平房中唯一的摆设就是一个硬板床和一张办公桌，他的衣服也常年只有两三套来回穿。

杨永强：他当时住在高都司巷，他的住室还有办公室也非常的简陋，没有什么暖气，没有什么空调，他睡的都是硬板床，非常的艰苦，但是他对自己艰苦，对别人却非常的有爱心，听说他北京昌平小汤山养病的时候，有关部门给他生活的补贴，他这一切都舍不得吃，他就偷偷拿出来给修院的伙房，让他们来给修生改善生活。有的修生生病了，他就把鸡蛋省下来，然后专门给那个生病的修生，来关心他们。

刘柏年：再一个例子，给他安空调，很热，这是很热的夏天，绝对不要，我们都过意不去，最后我想了个什么办法，我说主教你不为你着想，你得为我着想，我们两个从来没有红过脸，也没有什么发火都没有，他对别人也不发脾气，我说你得为我着想，他说怎么了？我说你不安空调，我也不能安，我要安的话，其实别的什么都可以安，我要安的话，别人说宗主教都没安，你怎么安了，我说你得给我着想，那好，安吧，这才安了，但是安是安了，很少用。

解说：从创办神学院开始，宗怀德逐渐被疾病缠身，后来确诊为癌症，一开始家人都不敢告诉他，只让他安心住院，但不久宗怀德自己就察觉了出来。

周焕兴：我说你怎么知道，医生告诉你的吗？他说不是，他说西药用的是拉丁文，拉丁语、拉丁文，现在世界上唯一用的就是除了教会、天主教会，就是有一些做弥撒过去用拉丁语，再有就是西药至今仍然沿用拉丁语，他一看就明白，他感觉到非常淡定、坦然。

刘柏年：他说问我怎么看法，他说下届换届会议，我绝对不能在担任了，以后的任务就重了，他说请副主教你们多承担吧。他问我的看法，我说主教，我替你感谢天主，什么意思？我说天主给我们得了一个癌症病是最好的病，我们可以做长期的准备，预备自己的灵魂，要说突然心脏病、其他病的话没准备，这样可以整个的反省自己做补赎，这多好，对对对，他也是这么想。

解说：1997年6月27日，宗怀德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他的葬礼在北京西什库教堂举行，整个仪式庄重俭朴，他的骨灰则葬在了自己的出生地淄博张店天主教堂的神坛之下。

郑浩：在宗怀德去世前，他特别留下了遗愿，选了十位家人做代表参加他的葬礼，并且留下了一万块钱，作为家人来北京参加葬礼的吃住费用。宗怀德圣名若瑟，若瑟是圣经中的一位圣人，而宗怀德可谓效仿了若瑟，甘于清苦完全奉献的一生。再教友们为他制作的纪念卡上，写着这样的一句话，我甘心情愿为你们的灵魂付出一切，并将我自己也完全耗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