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宋代六大名窑”之首 柴窑之谜

王学武：曹昭以后啊，有一个人叫王佐的人，他又觉得曹昭这本书非常好，但是曹昭这本书畅销得很快，就没有了，所以他想把这个书补齐了。所以他在补齐这个书的过程中，又没找到原著，所以他在他的书的前言中他就说，我这本书呢，原来曹昭只有三卷版，他最后增加到十三卷了，增加到了十三卷了，但是他在古窑器论这里边。我们研究的认为，他真的补得不是太好，因为比如说他在柴窑方面，就您刚说的为什么引起争论了，他就在“柴窑出北地”，后面他自己又加了四个字，河南郑州。

王鲁湘：从现有所发现的证据来看，柴窑在河南省开封附近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找不到有力的实物证明柴窑到底在哪，我们只能回到最早记录柴窑的书籍中去寻找答案。“柴窑出北地”这里面讲到了柴窑的所在地，那么这个北地又在哪呢？

有人推测说，北地会不会是古人对北方地区的另外一种称呼，可能曹昭自己也不知道柴窑到底在哪，只是听闻产自于北方，所以就写出了“柴窑出北地”。不过，中国的陶瓷烧制在唐朝时，一直是“南青北白”的局面，而柴窑的特点则是天青釉色，这并不符合历史的记载。那么北地如果不是指的北方的话，到底在哪呢？

耀州窑见相似瓷器 “北地”原为耀州
    
    解说：在西安市发现的这些有着天青釉色的瓷片后，有人想到在附近不远的耀州窑，也曾出现过一些特征相似的瓷器。这是一件五代天青釉双龙双凤纹执壶，其天青釉色，颜色绿中带蓝，是陕西耀州窑古代时期的精品，但是擅长制造白瓷的北方，怎么会生产出如此精美的天青釉色呢。
   
    王学武：晚唐的时候呢，耀州窑应该是它当时归唐代的京兆府管辖，归京兆府，咱这儿有墓志，京兆府华原县，所以在唐代的时候，世界的四大古都，文化古都，长安是其中之一，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当时的全国的高等级的艺人，应该都被召到皇宫里来，做这样技术的，这种耀州窑这种工匠呢，肯定有越窑和邢窑的工匠，都到了耀州窑来生产。
   
    王鲁湘：就是由于来了各大名窑的一些著名的工匠。
   
    王学武：对。现在耀州窑在窑址上，和我们西安市城区里面的城市发掘遗址上发现了，大概有20多块刻有官子款的，五代大概是中晚期的官字款的瓷器，所以证明就什么，在晚唐五代的时候，耀州窑突飞猛进了。
   
    王鲁湘：成为官窑了。
   
    王学武：成为官窑了。到了五代末的时候，因为柴荣皇帝喜欢瓷器，因为耀州窑的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它创烧出了天青釉色，得到了皇帝的宠爱，然后皇帝有记载，他也派有督陶官，所以这样子促成耀州窑在这段时间耀州窑就不是突飞猛进，那简直是遥遥领先。
   
    解说：耀州窑在今陕西省铜川市的黄堡镇，唐宋时期耀州治故名耀州窑。据历史记载，耀州窑曾在五代末期，烧制出了一批精美的天青釉色的瓷器，经过进一步的查找，人们在《耀州志》中，还发现了这样的文字，秦汉置北地郡，其居县亦有泥阳，富平之名，北地，曹昭在《格古要论》中所提到的北地和它有什么关系吗？
   
    王鲁湘：这个北地郡作为一个行政建制，最早出现在哪一个时代。
   
    王学武：最早出现在秦，秦时所建。
   
    王鲁湘：秦时所建，延续了多少年代？
   
    王学武：延续了将近两千年，北地郡最早是秦时所建，设在中国的北方，三国魏的时候，曹操的儿子曹丕，把北地郡迁到耀县附近，当时这个北地郡里边，管辖泥阳县、富平县、三原县。

文人显示博学 以“北地”代耀州
    
    解说：除了《耀州志》中记载了北地郡迁往耀州一事之外，在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中，也清晰可见。北地郡就是今耀州所在地。不仅如此，在耀州药王山上还发现了北魏以来的大量造像碑与记事碑，上面也刻有“北地”二字。然而这里面最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当时曹昭在《格古要论》里，为什么没有写“耀州”二字呢。
   
    王学武：像这个北地啊，包括明初的曹昭那个“柴窑出北地”，这都是文人雅士为了显示他自己的博古通今。
   
    王鲁湘：博学。
   
    王学武：博学，懂历史，懂历史地理，他们故意这样的，但是这个故意是有前提基础的，是一定有北地这个前提是在这儿的。
   
    王鲁湘：当时做官的人都是读书人，读书人都熟读这个当地的史乘和地方志，他们知道那个地方就自古以来叫“北地”。尽管现在不叫北地，但他写文章，为了表现自己知识的很丰富，他有时候要拽一拽古啊，他一拽古，就把这个北地就拽出来了。
   
    王学武：对，你说得很对。所以到现在，你看我们西安的文人雅士，所有的落款他不说西安。
   
    王鲁湘：他说长安。
   
    王学武：都落长安。

森林、瓷土枯竭 柴窑一去不返
    
    解说：按照王学武的推断，耀州是由“北地”改名而来，那么作为耀州唯一的窑口“耀州窑”，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柴窑。不过这里却有一个问题出现了。现今发现的耀州窑大部分瓷器和传说中的柴窑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
   
    王学武：在80年代，耀州窑乌有过三次大的发掘。三次大的发掘，发掘了五代耀州窑，大概有七个窑炉，有十几个作坊，有上万片的瓷器，瓷片，只有不到10%的白胎器。因为这个瓷土，创烧天青釉的这种瓷土非常少，所以决定了这个瓷器非常少。

第二点，在五代的时候，五代末的时候，耀州从唐代开始烧，经过多少年的发掘砍伐，当时的树木在五代时候还有，所以五代的时候，用这种木材来烧这种天青釉瓷器，它那个火焰是长的还原焰，烧出来的釉质呢，非常滋润，非常好，但是到了宋代以后呢。
   
    王鲁湘：周围的森林资源也枯竭了。
   
    王学武：这两个条件决定了，柴窑的天青色一去不复返。
   
    王鲁湘：清朝人朱琰曾经在《陶说》一书中记载，当时有人向柴荣请示，问瓷器要做成什么样子的，柴荣就说了这样一句话，“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就是说按照下雨后天放晴的颜色来做，天青釉也因此成为了柴窑最有代表性的特点。多少年来，中国人一直在追寻着柴窑，试图解开其中的秘密。我们感谢像王学武先生那样对真相不断追求的学者，那些对中国陶瓷史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对他们执着探索的精神表示钦佩。
   
    2012年，柴窑文化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吕成龙总结说，通过实物对比和窑址考古发掘得出，在众多柴窑说法中，五代耀州窑天青釉瓷器中的精品，与文献柴窑特征的描述相符合，当然柴窑是历史留下来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还需要他们继续不断地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