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作家孙犁被抄家六次 曾想触电自杀

解说：当年在反胡风运动中，十九岁的作家林希受牵连而定为“胡风分子”，被逐出作家协会，去工厂劳动。临行前，因手中还有未处理的稿件需送还孙犁，他叩响孙犁的家门而不敢入内，孙犁却打开屋门，连说“请进”，并说“以后有时间，到我这里来玩”。在林希谁见谁躲的情况下，孙犁这种举动使林希终身不忘。

孙犁去世之后，他和作家从维熙通电话说，这许多年，无论外界如何将我们描写成魔鬼，惟有孙犁老师的心里珍存着对我们的信任和期待。那时，围绕着《文艺周刊》成长起一批青年的作者队伍，人们经常提起的有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韩映山、铁凝、贾平凹、莫言等。

郑法清：最典型的，说的是刘绍棠，他在运河旁边，他们家是那个地方的村庄，他写那边的风土民情写得很有特点。所以孙犁后来就给他在天津，孙犁办的《文艺周刊》连续地发表他的小说，大概一共发表了十几万字呢，你想一张报纸，我给你看看文艺周刊，就是一个版面陆陆续续，断断续续给一个作者发十几万字那是很突出的，所以刘绍棠号称神童作家。

从维熙：那时候莫言无名啊，就在保定的一个刊物叫《莲池》上发表了一篇叫《民间音乐》，就发表了这篇东西以后，孙犁无意间看到了，就写了一篇评论，说明他两只眼睛始终在关注着中国文学，特别是下一代人的这种那个文学动向。

解说：1979年，铁凝写了一篇名为《灶火的故事》的短篇小说，拿给几个老师看，有人好心劝她不要这样写，说“路子”有问题。内心有所不服的她，斗胆将它寄给孙犁，没想到它很快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上刊发出来。多年后，她表示刚刚踏上文学道路时，四顾茫然，不知所以的时候，这时候一件信函或者是几句话，都能点亮文学的灯火，在她心目中，孙犁先生就是那位提着灯的宽厚长者。

1966年春夏之交，孙犁还在家中的南窗之下，摘抄《颜氏家训》，这一天，他刚过完53岁生日，一病十年，停笔休养，身体刚刚好了的孙犁，并不知道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他觉得自己越来越敏感，激动，容易发脾气。

冉淮舟：所以他这场大病，就说1956年这场病，用孙犁同志给我说的这叫神经官能症，什么性的呢？就是忧郁性的。忧郁性到什么程度？孙犁同志说，他说这种病啊，他说就是，你比方天气阴天，你在门口一站，或者是你，下这个毛毛雨，他说你就控制不住，就是不想活，就是想死，他说这种忧郁性的。

文革时孙犁被抄家六次 曾想触电自杀

解说：“文革”时被抄家六次中，有三次是借口查抄《铁木后传》的，这让他一家人百口莫辩。孙犁被赶进一个名叫“张园”的大院，当晚在造反派的挟持推搡下，进入批判会场，遭受平生没有过的侮辱。

郑法清：开始的时候把他和领导，不是管报社的，还有社领导弄到一块去揪斗，认为他是周扬一条线上的黑作家，当然也让他做那个“喷气式”，他受不了。

张璇：因为我姥爷这个人他是骨头很硬，另外他自尊心特别特别的强，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大家跟他打招呼，都是孙犁同志，突然间他变成了一个被批斗的排头，他在第一个位置，然后双手弄后面，被人家拧到后面去，然后按住他的脖子，让他面对底下这么多的群众，让他低头认罪。他当时这个心情我觉得应该是可想而知的，就是完全就是不能接受。

解说：在那次的批斗会上，孙犁因为有病被允许低头坐在地上，不知道谁出的主意，把摄影记者找来，给孙犁摄影留念。第二天的造反小报上，孙犁看到了自己被批斗的照片，认为这是奇耻大辱。

张璇：他就是当时是把他的那个台灯，台灯的灯泡拧下来了，当时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他直接就把手伸到那个灯口里边去了。但是特别特别幸运的是当时那个巨大的那个电击的力量，把他的手整个就给弹开了。

郑法清：后来他老伴吓坏了，给他说咱可不能死呀，这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十年过了看高低，咱还得活着看这个世界，咱不能死，他才没有再去弄这个事儿，他确实想过自杀。

解说：这位当代文坛的著名作家，当年也是报社大院的清洁工，每天手持扫把清扫垃圾，并随时准备造反派的传讯和外调人员的盘问。

张璇：他老朋友也有提过，就是在文革的时候，这一群人好像就是突然间都掉到水里的那种状态，就是你在下意识本能的时候，你会按住别人的脑袋，因为我要浮出水面。但是我姥爷当时听完这个话之后，他就是很淡定地说，说对，我当时也掉在水里了，但是我确实没有按过任何一个人的脑袋。

孙晓玲：有人来外调，这个大概是（调查）田间吧，对他态度挺不好的，让他回答问题，但是我父亲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从来不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边说那个一些不该说的话，他就沉默不语，结果手被外调的人还抓伤了。

孙武川：孙犁没有发过违心之言，没有作过违心之文，没有做过违心之事，任何一次运动当中，孙犁既不跟风也不逐浪，面对这么多运动，那么多思潮，这个思潮，那个思潮，孙犁从来不跟的。在文字上，在孙犁的文字上找不到跟风的东西。

解说：在有些批判大会上是按字论罪，有一次孙犁被叫去接受批判，宣布了《风云初记》的书名，并不检阅内容，只看字数，字数越多罪越重。

郑法清：有一个造反派给他说好好交代，你是怎么小说反党的。孙犁慢条斯理地说，点这个人的名字说，某某，你看过我的小说吗？你看我哪篇小说是反党的？我是怎么反党的？弄得那个人哑口无言。后来的时候，这个有的造反派，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孙犁当然已经恢复工作了，搬回了原来的住处，待遇当然又恢复原来的待遇，威信荣誉各方面又都有了，那个人到他的邻居家去串门，然后看见孙犁在一个小平台上，正在那鼓捣他那些花，恭恭敬敬地站在他面前，说了一句孙犁同志，你好。孙犁扭头看了看，就是这主，二话没说，扭头进屋了，就这脾气。

解说：1971年，孙犁离开干校回到家中，但却终日闲居，无所事事，后来他被允许去报社文艺组登记来稿，复信。来稿中那些潦草字迹，雷同文字，帮八股腔调和作者们极不严肃的写作态度，都让孙犁比喝苦水还难受，他越来越少言寡语。有一天，报社革委会的主任想叫他担任文艺组的顾问。

郑法清：当时那是军管啊，是部队上的一个人在那里当主任，他没有同意，后来那个人就又给他谈，说你当报社的顾问怎么样，就出现了下面的对话，孙犁说给钱吗？那人说不能给钱，中午吃饭加菜吗？也不能加菜，那我不干。嘲笑他，你看着他，这个叫做文文弱弱，实际上他骨头是非常硬的。冯骥才有一个说法，原话我记不清了，大意就是说，就是这样一种硬骨头支撑着孙犁，这样一个看起来是文文弱弱的人，度过了那风雨十年，而绝对没有苟合实污，绝对没有卑躬屈膝，这不就是鲁迅精神的体现吗？

解说：十年动乱，下笔如流的孙犁，从来没有发表过一个字，后来孙犁在回忆这段生活的时候说，在那种岁月，他不仅没有和那些帮派文人一较长短的想法，甚至耻于同他们共同使用一个铅字。文革后，孙犁当初被抄家抄走的部分书籍被返还，面对着这些书籍，他心里十分难过，很长一段时间，他利用假日夜晚，逐一包上书皮，修补那些残破的书页。

1976年底，停笔20年的孙犁开始恢复写作，三千字左右的文章，往往是早晨坐下，一挥而就。1986年3月7日，丁玲去世的第三天，孙犁写下《关于丁玲》，其中回忆，北京召开批判丁、陈的大会，在确定谁在大会发言时，有人推我，我以有病辞。当时中宣部一位负责人说，他身体不好就算了吧，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这句为我排忧解难的好话。1982年，丁玲来到天津探望一些好友，其中就有住在多伦道的孙犁。

郑法清：然后丁玲走的时候，孙犁是破格迎送啊，孙犁送人是三个层次，一般的是就是说问同志们好，走好，摆手就走了。一个层次是站起来，走到屋门，握握手，给同志们问好，慢走。还有一个层次，这个就是什么？走出大门以外，就说他那个院子外头去。到他那个院子外头去，那是最高的规格，只有丁玲，没见过他送别人。

解说：后来这次相见后，孙犁和丁玲就文学的讨论有过一些书信往来。晚年的孙犁，勤奋刻苦，不求美味，不讲装饰，终年过着布衣素食的生活。

孙犁走了，他带走了一个文学时代，一个不趋时、不媚俗、远功利、拒浮躁的文学时代结束了。

嘉宾：我们这个白洋淀带着感情，就是派着小船，划着这个河里面，就是早上3点多钟，完了一朵一朵鲜艳的鲜花采摘了以后，我们装车到天津去。

张璇：当时就是在他的这个遗体旁边摆满了这个带着露水的新鲜的荷花的，然后我后来知道是，是当时的安新县的乡亲们知道我姥爷离世的消息之后，然后他们就连夜划着船就进芦苇荡了，然后就把那个新鲜的荷花都采过来，直接装车就运到天津来。他们当时就是觉得说，我姥爷就是一个白洋淀的孩子。

孙晓玲：从来也不张扬，不自吹自擂。

孙武川：不讲假话，不讲违心的话，不讲趋炎附势的假话，不讲别人落井下石的话。

冉淮舟：是非常高贵的，非常雅气的，没有一点世俗。

郑法清：他是以真诚的心去感知去体悟，然后又真诚地反映出来。

从维熙：他两只眼睛始终是往下看的，是看人生的最底层，看人生的最深处。

曾子墨：孙犁的外孙女张璇谈到外公时说，他对我来说是有一点陌生，又有一点客气的存在。我的姥爷跟别人的姥爷不太一样，孙犁是友善而容易局促的，如同他自己所言，“我一生作文，像个散兵”。他没有依附过什么人，也没拉拢过什么人，因为觉得“没有必要那样去做”。

孙犁逝世之后，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消息和悼念文章，其悼念文章的作者有作家、有评论家、有编辑、有记者，也有孙犁生前的亲朋好友。作者不同，文体各异，但声音只有一个，孙犁是一位纯粹的作家，纯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