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作家孙犁被抄家六次 曾想触电自杀

抗战时期 日本人看到农村里学生模样的人就杀

解说：抗战时期，日本人对农村里学生模样的人特别留意，凡是留学生头，穿西式裤的，见了就杀，这样连学生或像学生的照片也成了危险品，孙犁参加抗日工作后，留在家里的照片都让妻子放进灶膛里烧了。但黄城岳家还有他一张照片，日本兵见了，逼着要相片上的人，家里没有，在街上看到一个面貌相仿的青年，差一点没打死，经村里人努力才勉强救下命。

郑法清：你看抗战时期的小说，大量是冀中的作家写的，因为冀中抗战是非常残酷的，大平原上，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屏障的东西，又没山，就有一个白洋淀，有水。其他都是平原，很残酷，那个当时有亲身经历的老乡们都有印象，一说冲锋，从房顶上往下冲，跳下去枪端着就往上冲，那确实厉害。那个时候孙犁在人民自卫军，那时候跟着他也是天天晚上行军，一走一百多里，几十里，就是这样，它是天天游击战争，天天晚上行动，白天隐蔽，孙犁还有过这个经历。

解说：在抗战的冀中平原上，孙犁到处看到了一种无形的力量，我遥望着那漫天的芦苇，我知道那是一个大帐幕，力量将从其中升起，这里说的是他熟悉的白洋淀。1944年春天，孙犁奉命由晋察冀边区调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开始了文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使孙犁的创作日渐多产，其影响也日见其大。

从维熙：很多在延安的作家写的东西都是金戈铁马，烽火连天，那炮火硝烟，全是那抗日战争的，当然这一部分是不可缺的，这也是中国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里的实际图像。但是孙犁所走的绝对是另外一条蹊径，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后，他居然发表了《荷花淀》，这个时候把战火硝烟全部淹没在他静思的文字之中。

解说：孙犁在延安的生活总共不过一年半，虽比起晋察冀山地的生活，够得上丰衣足食，但也有不少困难，他写文章，只能用一种黄色的草纸，那篇著名的小说《荷花淀》，就是在他那小窑洞里用这种黄色草纸和自制的墨水写成的。

孙晓玲（孙犁女儿）：在延安窑洞里用的是草纸，连草稿都没有打，那个时候刚整完风，人们也不怎么写，再有呢，因为写了荷塘啊，荷花啊，而陕北呢风沙大，大伙不怎么看得到这种水景，所以就觉得好。

解说：在河北平原的晋察冀山地扎下了根，在延安开花结果，后来人们就不断地谈论着中国文坛上那个山色有中无的若隐若现的荷花淀派。然而，作为解放区的另类作家，孙犁的作品一直到现在都有着争论。

冉淮舟：认为他不是解放区作家的主流作家，老是认为他写，反正就是说对他还是有一些，你像他不会写战争啊，因为不会写战争，但是当时有人说正式写战争这样一种写法，如果都是正面扔手榴弹，打机枪什么的，他是写的战争当中的人情、人性，人的命运，人的生活的变化，人的追求，他写的这个不是那样子，为什么叫解放区作家的另类，就是这样一点。

解说：晚年的孙犁说，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自己儿子，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就会受到感动。孙犁在延安生活了总共不过一年半，抗战结束后，孙犁离开延安，随同诗人艾青领导的华北文艺工作队回到晋察冀边区。

不久，又回到故乡冀中平原，参与《冀中导报》的工作，编辑副刊《平原》，同时一个人负责起《平原杂志》全部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第二天孙犁就随军入城，参加创办《天津日报》，从此五十余年如一日，他没离开天津，也没离开《天津日报》。

郑法清：《天津日报》当时进城的时候，阵营很厉害，规格很高，编辑部主任是郭小川，下边那个文艺部，那个叫科长，文艺科长是方纪，方纪不是写过《挥手之间》，写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挥手之间》，他是科长，孙犁是副科长，是郭小川，这个方纪和孙犁一块办起来的文艺周刊，但大量的具体的业务工作是在孙犁手里，孙犁来负责编这个文艺周刊，取舍这些稿子。

张璇（孙犁外孙女）：他属于那种三八式的干部，当年大概1938年他就参加革命了，包括他还是后来的鲁艺教员，他好多的接触过的人，像贺敬之也好，田间也好，郭小川也好，最后在我们这个文化界都已经坐到了非常高的大文官的位置了，但是我姥爷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一步，他并不是说没有尝试过。其实他自己也有跟人讲过说，我也曾经走过仕途，但是浅浅地尝试了一下，发现确实不是适合我这个人个性的，他就马上退出来了。

解说：孙犁被分配在副刊科工作，做副科长，他是个好静的人，轻易听不到他高声说话，他很爱干净，每天戴着一幅套袖坐在那里看稿子。

郑法清：他怎么样看稿子？你一二审，拿出稿子之后，你拿笔改了，他也得看原稿，你改得不对，他给你改回去。他轻易不愿意让你改人家的稿子，需要改的时候得改得准，改得不准的地方，他给你改回去，就是这样。后来因为李牧歌和郑明和他配合得很好，这几个人，确实发现了培养了很多人，他自己这个看稿子，也不是说你送上来他就全取，有的他说不行，就写上送稿，让你送新的。有的行，他就说行在什么地方，甚至让你怎么给人家改，他还给你批上，他是很具体的。

解说：在办报的同时，孙犁创作了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和短篇小说《山地回忆》等，出版了评论集《文学短论》，散文集《津门小集》。进城以后，孙犁很快发现，人和人的关系方面发生了他不喜欢的变化。

195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去滨江道光明影戏院看《青灯怨》，他注意到，一张门票卖到旧币五千元，而一斤玉米面是旧币一千四百元，坐下后，他看到前后左右的观众照农村水平来看都是生活富裕者，置身于这样的人群中间，他突然感到，这是跋山涉水，吃糠咽菜的时候不能想像的。

冉淮舟：他看电影，这个电影刚好是什么？看一个可能是戏剧片，之前放一段新闻，这段新闻是讲皖南好像就是淮河那一带发了水灾，他看到灾民生活很凄惨，可是看到城市看电影的人民，这个作家敏感的心。

解说：这天晚上，他已经不再注意到电影演些什么，他觉得这段新闻够他消化的了。看过电影的第二天，他约了同事去北站外宁园，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同事谈了谈，然而对方却另有一番见解，人际关系方面的这种隔膜感、冷淡感困扰着孙犁。他非常怀念从前在山地，在平原一起战斗过，生活过的那些人们，可就在这时，孙犁的作品被批评为有“小资情结”。

孙犁十分向往过去那些年，在人们之间建立起来的真诚，所以当他1950年7月，在自己那间十分简陋的小屋里动手写作《风云初记》的时候，他暂时排开了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冷漠感，在心中升起了诗的暖流，唤起了伙伴的感觉。写这样的长篇，他只起了一个朦胧的念头，任何计划，任何情节的安排也没有做，就一边写，一边在报纸发表，而那一时期的情景就像泉水一样在我的笔下流开了。

冉淮舟：一进城以后，文艺政策越来越左，孙犁同志深受其苦，《光明日报》整版的批判他，《文艺报》也要跟他叫板。周扬在1956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临时扩大会议上批评孙犁，当人民正等着看《风云初记》下篇，孙犁的作品离开了斗争的漩涡，描写软弱无力。这个在全国性的中央的报道里面，这个是不得了的，但孙犁显然内心里面非常的反抗。

解说：1965年孙犁正紧张写着他的《铁木前传》，已经写到第十九节了，这天午睡起来，他突然感到一阵眩晕，接着摔倒下去，左脸跌在书橱的把手上，血流不止。

冉淮舟：他已经开始病了，他不是写完《铁木前传》，1956年夏就病了嘛，1956年8月13日，他写了一篇文章《左批评右创作论》，什么意思呢？说读者要把作品左批评，批评文章放在左面，右创作，左面放在右面来看，就比较比较，不能老是批评的文章占在审判的席位上来对这个作品来批判，究竟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现在批评是很粗暴的，他说往往这个意见不是来自普通的部长，1956年你想想，意思对作者的这种粗暴的批评不是来自普通的部长，而是来自党委宣传部门，《天津日报》当然不敢发这个文章了。

解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众多的运动中，唯有孙犁大多批判会他不参加，孙犁也参加过会议，他是那个时代少数不发言的作家中的一个。

张璇：有一次开会的时候，然后就在开会的过程中，当时鲁藜也是在座的，但是当时突然间公安局的人就出现了，当场就把鲁藜就带走了。

郑法清：当时认为鲁藜是胡风分子，认为是反革命的，都戴手铐子给弄走了，孙犁回到家跟他老伴说，这叫什么事儿，他老伴说你就是推横车，你这人就是爱推横车，劝他你不能推横车，孙犁就说这叫什么事儿意思，因为反胡风那个时候确实很左。

解说：诗人鲁藜因受胡风案件的影响，孙犁帮他说过一些公道话，差点自己也受到打击。

张璇：他本身就是有一点神经衰弱，在加上他在创作期间，经常是晚上又不太休息的那种，再加上外界的这种刺激，他越来越明显的感觉到说，现在这个政治的气氛和文学的创作越发的紧密起来了，可能已经不是作家人为的能够控制的了这个方向。

解说：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从维熙、刘绍棠、王蒙、邓友梅，曾被称为中国文坛折了翅膀的四只黑天鹅。1957年从维熙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关进了监狱。在狱中出于对孙犁的思念，从维熙从某劳改队寄给孙犁一封信，因怕威胁到孙犁的生存，从维熙隐去寄信的地址，还特意嘱咐孙犁不必寻找。

从维熙：但是下面我没留地址，我怕给他来惹事，但是想像不到的是，孙犁把这封信保存起来了，你看他，这本来是轻若粪土，在那个年代，已经是个劳改犯的人，来给他写这些，他把它保留起来。到了我80年代，出我的书的时候，他给我写的序言里面，就把我这封信写进去了，里边写的什么？写的是，那个老伴啊，你还记得从维熙吗？老伴说，记得，是一个很腼腆老实的人，说你们这行怎么这么不成全人呢？

转他老伴的话，完了以后说嗨，孙犁就感叹，那个时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的年代，你想他把我的信保留，一个劳改犯的信保留。这就是充分的，人格的最好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