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把共产党当人

2012年04月09日 11:15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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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宪阁：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其实已经比较紧张，1941年的6月17号左右，毛泽东向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发了一份电报，电报全文就是说，能不能设法请张季鸾、王芸生他们在蒋介石面前去想办法说两句话，转换一下紧张的国共关系，但是我们都知道很快，6月22号就发生了苏德战争，紧接着当时张季鸾身体也不好，那么这样一个建议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就没有实现，否则的话这件事情很可能就会改写现代中国史的一些进程。

解说：张季鸾知人善任，延揽了许多青年才俊为《大公报》写稿，范长江在新中国成立后能够出任新华社社长，跟他当年曾任《大公报》记者的履历密不可分，建国以后毛泽东说《大公报》还培养了一批青年记者，范长江是大家知道的，杨刚的美国通讯很有见地，这两位同志都在《人民日报》工作过，毛泽东还说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客上宾，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

傅国涌：他里面一个记者比如说萧乾这样的人，他们所做的一些大手笔，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报道，这些系列的报道，这种手笔迄今为止都是高峰，都是很难跨越的高峰，因为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报纸做到这样一个水准当时对联合国的一个现场报道，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报道。

解说：王芸生、徐铸成等人都是张季鸾培养出来的新闻大家，张季鸾作为一代宗师对后来者影响至为深远。

张育仁：陈布雷就认为徐铸成的才华仅仅是搞报纸太屈才了是吧，就说我介绍你加入国民党，我跟蒋介石先生说我介绍你，但是徐铸成受张季鸾的影响，他说布雷先生恕我直言，一个人加入一个党派，就像一个女人要选择一个丈夫一样，是很慎重的事情，如果选择错了他这一辈子就完了，他说，所以在加入党派的这个问题上，我作为一个民间报人，我抱独身主义，这个独身主义说的多好，《大公报》张季鸾的影响不仅要影响他们这一批人，而且影响了他们下一批的重要人物，因为徐铸成《大公报》出去的，他创办《文汇报》他是按照《大公报》的模式来创办的。

傅国涌：《大公报》担当起了一个媒体，很难想象一个媒体能够担当的责任，他已经超出了一个媒体的功能，他不光是一个媒体，而且它的影响面不仅是政治的，同时也是在经济上、文化上，各个层面影响中国，你包括它的文学副刊，对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影响都非常大，通过《大公报》走出来的作家、诗人有很多，包括剧作家，都是通过这个报纸的载体，从这个报纸它所奠定的这个传统来看大公报文人论证的传统，今天只能是去仰望了，因为它在很多报人心目中，很多新闻从业者的心目中它永远是一个高山仰止，是一个可以不断去找到资源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宝库。

解说：1931年9月18日下午，大公报记者汪松年从铁路局获知，沈阳方面来电，日军调动频繁景象似有异常，19日凌晨，铁路局再接沈阳电话，日军已在柳条湖一带开火，汪松年立即致电《大公报》编辑部，获悉“九·一八”事件的消息张季鸾十分震惊，他立即决定在要闻版里补发这条消息，这成了“九·一八”事变的最早报道。

傅国涌：在“九·一八”到1936年，中国的中心问题就是抗日，要不要马上抗日，如何抗日的，整个中国都在讨论这些问题，《大公报》对这个问题上的处理可以说达到了媒体能够达到的最佳的一个选择。

影片片段：国家已经面临紧要关头，我和鼎昌、政之两先生已商定报纸今后更应负起郑重责任。

解说：1928年5月3日，日寇侵占济南阻挡国民军北伐，屠杀中国军民，造成“济南惨案”。5月4日至6日《大公报》连续发表社评，警告日本，号召国人“保卫邦家，应付外侮”。作为国内著名的知日派，张季鸾、胡政之和吴鼎昌一直密切关注着中日关系的动向，张季鸾始终认为中日问题非一朝一日所致，双方力量悬殊不应仓促开启战端，而应采取隐忍持重的态度，卧薪尝胆，以国内建设的大发展来消弭外患。

傅国涌：所以他不谋而合跟蒋介石的决策，那是一个不谋而合，而不是他按照蒋介石的方略做出的判断，但民众不理解，几次向《大公报》馆扔过炸弹，他们都顶住了，他们都能够有定力坚持自己的主张，这个是非常难得，《大公报》有自己的主张，就是缓抗日、不是不抗日，时候不到。

解说：1932年1月11日，张季鸾发表《对日须为整个的行动》他说，此次日祸意义之严重，超过百年来任何外患，此后中华民族为国家统一与自由之一大斗争，实五千年来最艰难伟大之事业，兴废存亡，皆决于国民能否以深刻的认识为整个的行动。1933年1月11日张季鸾发表《中国堪被岂人零割》社评，反对日寇宰割中国领土，号召国民“自卫其整个的国家”。

刘宪阁：报端上不断宣传的是这样两种声音，一个是对日的，就是正告日本，不要去过度逼迫中国，那么这样的话对日本、对中国、对东亚都不是件好事。第二个，国内这些人不要埋头个人的利益之争，要注重国家民族的大义。

傅国涌：一个就是设了一个专栏，就是60年来中国与日本这个专栏，把中日问题讲清楚，从历史的渊源讲清楚，从1871年到1931年这60年来，中日之间的问题通过史料的形式在他的报纸上呈现，第二个就是要办一个军事周刊，让蒋百里中国当时最好得军事学家来主持，把军事的动态介绍给民众，把军事的常识向社会普及，然后介绍中国当时的兵力，介绍当时中国的军事的状况，那么实际上是在进行军事训练，所以“九·一八”之后他们的作为《大公报》的影响力就特别大，《大公报》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些高校一起在北方在平津地区北平天津构成一道防线，这道防线是由中国的新闻界和文教界构成的防线，是中国的学生、教授和新闻编辑记者们构成的这道抗日的防线。

西安事变发生 《大公报》发社评建议和平解决

解说：1935年春，日寇对华北步步紧逼，张季鸾提出将《大公报》南迁至上海以备非常，胡政之不愿南迁，两人发生分歧，后来胡政之权衡利弊认为张季鸾的建议有远识，便决定创办上海版《大公报》，1936年4月1日，上海版《大公报》正式出版，1936年，当蒋介石信心十足地准备给聚集在陕北的红军“最后一击”时上帝之手出现了，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以一场突如其来的兵变将前来督战剿共的蒋介石扣押起来，要求他“停止剿共立即抗日”，12月14日，张季鸾在津沪版《大公报》发表《西安事变之善后》社评，向南京政府当局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建议，12月16日，张季鸾发表《再论西安事变》，南京政府接受了张季鸾的建议力促事变和平解决。

影片片段：要抗战，要救国必须要有一个国家中心，蒋先生是有很多地方不尽如人意，但强敌当前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建立一个国家中心，没有中心打仗是要失败的。

解说：12月18日，张季鸾在津沪版《大公报》上发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极力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要求立即释放蒋介石，南京政府将印有这封信的《大公报》翻印四十万份，用飞机运到西安空投散发，《大公报》创造了中国新闻报纸的奇迹，展示出舆论宣传的强大威力，张季鸾用手中的笔影响着中国的政局。

影片片段：我们只是爱中国，爱中国人，只是悲忧目前的危机，馨香祷告逢凶化吉，求大家成功不要大家失败，今天的事情关系国家几十年乃至一百年的命运，现在尚仅有大家成功的机会，所以不得不以血泪之辞贡献给张学良先生及各将士，我想中华民族只有彻底的同胞爱与至诚能挽救，我盼望飞机把我们这一封公开的信快带到西安，让西安大家一看快快化乖戾之气而为祥和，全世界全中国这几天都以殷忧的目光望着西安，阴郁的天空赶紧大放光明吧。

解说：据在《大公报》兼职的陈纪滢回忆，当时参加事变的几位东北军将领说看了这篇社评我们又激动又泄气，那篇文章说得入情入理，特别把东北军的处境与遭遇说得透彻极了，所以我们都受了莫大感动，大家都说《大公报》不支持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随后我们拿着传单去见副司令，进了房间只见副司令也在读那上边的文章，看完之后他的神色也变了，1988年台湾举办的张季鸾百年诞辰纪念会上，耄耋之年的张学良依然一字不差地背出这封公开信。

牛济（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西安事变发生以后有个人就出主意，叫杨虎城娘到西安来，来了以后呢众人才跟他说，说虎成现在把蒋先生都关起来了，娘一听说坐轿上就到了新城广场，就说九娃九娃你出来，就是说你这个高官厚禄都是蒋先生给你的，你怎么能够现在把蒋先生扣起来呢。

刘宪阁（历史学博士教授）：他母亲又向杨虎城说了这样一番话，就是大概意思是说张先生，因为陕西人好像有资料表明陕西人是非常敬重张季鸾的一些言论的，那么老太太就说了张先生都这么说了那么你肯定得听张先生的。

解说：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离开西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成，12月26日，张季鸾在津沪版发表《国民良知的大胜利》，欢呼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他说精神上更加团结的中国从今天起将要进入到一种新阶段。

刘宪阁：我们知道西安事变后毛泽东给周恩来发过一份电报，让他搜集西安的各份报纸，其中就包括了《大公报》，那起码我们可以认识到对毛泽东来说当时《大公报》是很重要的一个声音。

解说：1937年8月13日，日寇侵略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8月17日，张季鸾带领两位同仁冒险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准备创办汉口版《大公报》，在敌机不时威胁下，舟车毛驴病不辍行兼程抵汉，9月18日，汉口版《大公报》创刊，张季鸾发表《九·一八纪念日论抗战前途》，他断言中国能持久必能胜利，能全国动员则必能为最大限度之持久，他的文章刊出后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1938年4月6日，台儿庄战役打响，李宗仁率部重创日寇，4月8日，张季鸾在汉口版《大公报》发表《台儿庄胜利之后》，他说台儿庄之捷只算是在卫国歼敌的光荣大路上走了一程，7月7日，蒋介石发表《抗战周年纪念日告全国军民》文告，此文由张季鸾起草，文中说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

刘宪阁：大公报最大的变化就是由过去的一个主张对日缓和不主张对日马上对日抗战的这样一个报纸，变成了一个坚决主张抗战宣传抗战到底，就是觉得中日之间不可调和的这样一份报纸。

解说：这是一张张季鸾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时间是1941年7月26日，针对日军占领安南后国府的对外政策，张季鸾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以一介布衣之身频繁地参与国家的战时外交和国际宣传，成为蒋介石推崇的智囊人物。

王康（民间学者）：所以八年当中《大公报》的那些社论张季鸾自己写了将近一半，国家大事天下安危，都能够某种程度通过《大公报》通过张季鸾那双笔来昭示天下，而同时《大公报》从来没有要国民政府的一分钱的津贴，没有要蒋公的经济上的任何的支持，经济上完全保持着独立。

影片片段：自民国元年以来我几次被推为参政一类的职务，都却而未就，这次参加国民参政会是因为国难深重义不容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