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分子”：最痛不过殃及妻儿 平反也难弥补伤害

2012年01月16日 12:14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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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从1955到1956年，清查胡风反革命分子的行动在全国展开，北京、上海、天津、青岛、南京、杭州、西安等不同城市的人都纷纷受审，全国2100多人受到牵连。

张晓山（胡风次子）：胡风，胡风分子，然后呢，胡风分子，比如说牛汉啦或者谢韬啦，有受谢韬影响的分子，然后呢他的朋友他的亲属他的学生，然后只不过因为跟他有些关系，然后首先牵连，然后当时搞运动的话，后来接触很多，有的人只不过根本和所有这些人，没有任何关系，但只不过说我看过胡风的书对吧。有时候说句话，我看过胡风的书，这书有的很有道理，完了，马上受到牵连。

解说：胡风并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一切，在他被带走的初期，梅志和胡风都觉得这或许是一件好事，可以借此机会认真地跟领导人谈一谈，说说自己的想法，不得同意就承认错误、检讨，仅此而已。他没想到自己由此开始的是漫长的监狱生活，更没想到昔日的同路人们，竟然都在不同地方开始了和他一样的监狱生活。

舒芜“叛变”  第一次以内部人身份批判胡风称有小集团存在

解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文艺界是非很多，在胡风初遭厄运之前，批判胡适、俞平伯、梁漱溟、梁思成等的政治运动已如火如荼，但胡风被捕后仅3个月，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出现，读书人的作用变得日益重要，知识分子政策逐渐获得调整。1956年年初，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闭幕式上说，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的知识分子，这使大多数读书人暂时避免了厄运，但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是一个例外。

在胡风反革命案件发生过程中，曾经追随过胡风的舒芜，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舒芜，安全桐城人，对古典文学颇有研究，1943年舒芜通过路翎认识胡风，并多次向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投稿，1949年后，舒芜在广西南京中学当校长，同时还担任南京市文联副主席，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他和胡风之间的思想变化，从1952年开始。1952年，鲁煤到广西农村参加土改，路经南宁，和舒芜见面。

鲁煤（“胡风反革命集团”一般分子）：他就让我看他写的一篇稿子，很长，我当时看不过来，于是我们就主要是谈，当面谈一下。他说他和胡风过去在重庆，他们那一帮朋友，阿垅啊、路翎啊过去都错了，过去自认为是无产阶级，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都错了。譬如说解放以后，阿垅出了三大卷的这个《诗与现实》这个著作，舒芜就说个书根本就不该出版，没价值，还有说到绿原过去在蒋管区重庆写的诗，他就说那些诗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不健康的思想。

解说：此时正值土改，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向农民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同时，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越来越严厉。尽管有这两方面因素，鲁煤还是对舒芜如此彻底、坚决地否定自己的行为感到吃惊，鲁煤不同意舒芜的说法，建议他和胡风先生商量，如何全面客观地认识自己。

鲁煤：我说既然你这样的进步了，那很好，你应该跟胡风先生商量是吧，跟胡风先生商量你们应该怎么看，怎么样地全面地评价自己，不要完全否定，我说那你应该给胡先生写信啊商量啊。他说写信不好说，弄不好就要更误会。我当时头脑简单，我想也许是也说不清，写信说不清是吧，反正他不跟胡风联系了。

解说：离开之后，忐忑的鲁煤给徐放写了一封信，让他转告胡风，舒芜在思想上的变化。信件发出之后，鲁煤觉得意犹未尽，在他参加土改的乡下，又专门给胡风补写了一封长信。

鲁煤：我说这个舒芜这种进步是应该肯定的，胡先生你自己理论不全面的地方，也应该考虑吸收别人的好意见，但是不能全部否定。胡风啊就给我往乡下回了一封信，说舒芜这是用朋友的血来洗自己的手了，他一下看出来这个舒芜是要叛变了。

解说：后来鲁煤就在《长江日报》上，看到了他和舒芜探讨的文章，标题命名为《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编者按语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文章很快被《人民日报》转载。

张晓谷（胡风长子）：这本来是在，我记得本来是在《长江日报》上吧，后来为什么到《人民日报》要去转载它呢，就是因为它明确指向胡风，而且头一次就是公开的，以他们内部的人的身份，来说存在着这样一个小集团，存在着这样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小集团小宗派，这个正好是上面所需要的，那才把它从《长江日报》在《人民日报》上转载，才会达到这样一个程度。然后下面批判胡风，也特别把舒芜从南京的话调到北京来。

解说：紧接着，舒芜发表第二篇文章《致路翎的公开信》。

张晓谷：就是意思说我已经认识错误了，我起义了，你路翎赶紧也起来站起来检讨揭发，跟着向我学习，无非就是这个意思。

鲁煤：这样的话，那周扬领导的要批判他，这发现了人了，发现了人才了是吧，发现了力量了，就调他来到北京，据说他在来的时候，给什么人就说过这种话，说北京攻不动胡风了，要让我去给他打局面，这时候他已完全已经意识到，他要出卖胡风了。

解说：对于舒芜的言论，胡风既愤怒又无可奈何，1954年，胡风在万般无奈之下，写了《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际情况的报告》，史称“三十万言书”并通过习仲勋呈递中央，之后，胡风一直保持着乐观和充满信心的态度，但随之而来的是舒芜以私人信件为主要内容公开的第一批材料，以及相关人员所加的按语。胡风问题就此由文艺观点的争论，变成了反党反革命的敌我矛盾，整个中国和胡风有过交往的人，全部受到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