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 500多名少数民族青少年奔赴延安搞革命

2012年01月02日 13:28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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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延安民族学院，坐落于延安青年文化沟北山坡，首批学员二百多人，来自蒙古族、满族、回族、藏族、彝族、苗族、汉族7个不同民族，其中蒙古族学生占到了40%，是民族学院人数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

云世英：过去我告诉你，我听说过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哪一个朝代的我都不知道，我这是个蒙古人应该知道，不知道，但是住了学校以后，不是就清楚了，成吉思汗哪个朝代的，他是个什么人，这我知道自己的祖先了嘛，对不对啊。

解说：这一年，王仲方20岁，他之前是五七干校的教育科长，到民族学院后他任二班班主任，班级中最大的学生李森比他还大几岁，学校里没有统一教材，王仲方就根据学生的情况，文化程度，自己编教材。

王仲方（中国法学会会长）：而且这个学生因为来的地方不同，语言也不同，各个文化程度也不一样，在这个情况来组织这个一个教学啊，还是挺不容易的，从各种课本里面，党的文件里面，报纸里面选一些适当的材料，我自己刻钢板，刻了以后然后把它油印出来，比方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当时叫《义勇军进行曲》，还有大家经常唱的《国际歌》这些歌词，还有党中央的三大纪律八项主义，还有党的一些像抗日的十大纲领，教学生们懂得我们当前的形势，能够很好地学了以后，就能够去运用。

解说：二班一共有近80名学生，学生们的接受程度不同，有的时候同样的内容王仲方要讲两遍甚至更多遍。

王仲方：让他们写他们读了以后，他们的理解怎么样，然后看看他们教课的效果怎么样，所以大概讲了课，每个课文以后，都要做作业，然后呢看了稿子以后，有时候我就帮他们改正错字，然后再把稿子的内容有什么意见，都注在上头，所以通过这个作业的交换，课堂的教学进行教育，这个效果还不错的。

解说：从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到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每一名学生对民族问题都有了认知，张玉庆记得课堂上，老师对汉族和少数民族学生分别进行过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教育。

张玉庆（内蒙古自治区人大第五次常委会副秘书长）：过去我们脑子里头有大汉主义，压迫，就讲大汉主义是国民党蒋介石，他们思想是大汉主义，而共产党少数民族一律平等，都觉得过去没听过的，很新鲜，他们讲得很新鲜，跟自己思想上，共产党帮助少数民族，解放少数民族，不受完颜贵族的压迫，不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帝国主义蒋介石这都对少数民族歧视、压迫，这个大家听了非常高兴。
 
解说：和张玉庆同在一班的布赫也是蒙古族学生，他对时事和国际形势非常感兴趣，在他的心里，学习就是为了抗日。

布赫（全国人大第八第九届常委会副委员长）：当时有个共同的意志，抗日，你抗日有本领的要有知识，你要工作能深入群众，能组织动员群众，那个时候学习跟实践要求距离很近，大家学了就为用，这个观念特别强，因此每天学东西都想着多认一个字，多有点知识，对将来的工作有好处。

解说：民族学院还开设了少数民族语文课，主要针对蒙古族和藏族学生，有专门的老师教授他们蒙古语和藏语，这也是学院领导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特意安排的。

1938年，毛泽东在论统一战线中提出，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赞助他们发展各族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文化教育，除了学习本民族的语言，数学课对云世英来说难度同样不小。

云世英：我是第一次开始接触数学，学数学开始不好学，开始我们讲得很费劲，但是掌握那个道理以后，掌握那个规律以后数学就好学了，数学就好学了，我们讲的课，数学课，延安有个数学本，按那个本学的，后来这就是一加一、二加二，然后有乘法，加减乘除都出来了，最后越讲越有意思，越讲越有意思，以后不知道很自然就习惯了，而且数学算得挺好，并且越算越有劲，越算越快了。

解说：在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云照光受到老师、同学们的不少关照，可他觉得自己是男子汉，不该比别人差，所以他上课听得格外认真，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课堂笔记记得又快又好。

云照光：很奇怪，做笔记做得很快飞快，我的字写得很快，现在写快字，下来一些大同学还得拿我那个东西做对笔记，他们记得慢，记不上，没有课本，哪有课本，对笔记，我也奇怪，我现在想怎么速成那么快呢，政治速成、文化速成，这个环境的关系。

王仲方：像云照光那么个当时最年轻的一个，我记得当时只有14岁左右，这个给他发这个衣服，不可能给他量身做衣服，把普通的衣服给他穿上以后就当棉袄了，但是学习也很认真，所以我后来看着云照光解放以后给我送他的写的剧本，写的书，我挺感慨的，我说这个小鬼，在民族学院的时候，认字还不多，想不到成了作家了。

解说：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边区经济陷入严重困难之中，没有笔记本，每人发一张油光纸，自己裁成32开小张，白油光纸没有了，就用红油光纸，油光纸没了就用自己制造的马兰草土纸，写字没有笔，学生们就自己做。

云世英：那个时候没用过钢笔，我在家里没有见过钢笔，但是去了延安以后，我那个侄子领我去参加了革命叫云生格，他人家这个什么呢，他的姐姐是乌兰夫的夫人，他那还也给了我一点钱，我就买了一支钢笔，这支钢笔买得很漂亮，而且我用的写子写的挺好，以后把这个钢笔不知道怎么就丢了，我到现在还很遗憾，所以从那个时候用钢笔字，而且我钢笔字写得挺好。

王仲方：一个人发一个笔尖，就那个笔尖，然后把那个高粱秆切断，高粱秆中间是软的，把笔尖插进去，然后墨水，就是用做衣服的颜料，染料的时候，颜料泡水，一个班里面发一点，自己泡水在那里写，那么更多的有时候要想，你想多写呢，就拿树枝在那个窑洞门口，那就是土地啊自己画画写写的。

解说：王仲方把学校的艰苦条件写了封信，向毛泽东汇报。

王仲方：我说现在生活条件太困难了，这些民族同学的身体也会有影响，是不是能够给予特殊的照顾，能够照顾一下，我给毛主席写了信以后，不到三天毛主席就回信了，仲方同志你来信收到，这个民族学院是归这个西北军领导，我已经把你的信转给高岗同志，找你谈来解决民族学院的问题，此致敬礼，毛泽东。

我看了以后挺高兴的，后来给学生们传着看，大家都很挺兴奋的，说哎呀毛主席这么关心我们民族学院的这个事情。

解说：不久后，西北局就给民族学院送来了粮食和文具，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写到，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

民族学院第一批老师有二十余人，教授文化课、政治课、少数民族语文课，教育处处长乌兰夫在民族学院并不教课，但他每次作报告，师生们都会争相去听。

王仲方：乌兰夫讲话时候，还是那套在那个国民党统治区讲话，兄弟怎么怎么，兄弟怎么样，他都是，不说我或者你怎么，兄弟怎么样怎么样，就笑啊，大家就笑，延安的人没听过这样。

解说：不仅宣讲革命形势和抗日政策，乌兰夫还会给师生们讲他的革命战斗经历，蒙古族的少年们和他都很亲近，他们经常往乌兰夫的窑洞跑，和这位从大草原走出来民族干部，也是他们的老乡有说不完的话，但是对于学生们的毛病，乌兰夫会毫不留情地批评。

云照光：两个墙报的对立，一个墙报叫二日露，两天出一期，中间表扬了很多人，也揭露了一些反面现象，这是第二班我那个班，第一班布赫那个班，一班文化比较高一些，就弄了一个指针，指挥的指，指南针，指针，就是指出我们的错误，对立了，叫乌兰夫发现了，以后开会好批评了一顿，你们弄些别的不行，你们两个墙报对立墙报有这个，你为什么矛盾，你为什么利害关系，大批评，停止办你们两个墙报，乌兰夫是很严格的，对我们是很严格的。

解说：30岁的王铎是东北人，在民族学院任教育处副处长，他曾经在东北大学边疆政治系学习，对蒙古问题有颇多研究，学生们称他是“蒙古问题的百科全书”，王铎在学校里给学生讲时政，有一次一位学员问，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老婆是否也给分配，王铎笑了笑说，不可能，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这样的分配讲的都是指物质，而共产主义里男人和女人都是自由的、平等的，只有双方都自愿才能结为夫妻，听了王铎的讲解，学生们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