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中国应防止被卷入“新冷战时代”

2011年11月23日 10:16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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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中国的周边环境恶化，众多国家联合美国借南海问题抱团对付中国，中国社会内部在转型，外交又面临巨大考验。邱震海认为，中国对南海问题该硬的时候就要硬，要防止被卷入“新冷战时代”。

凤凰卫视11月22日《时事开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邱震海：中国周边环境恶化 三大悖论令人费解

王若麟：在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指出，纵观全局，21世纪的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那战略机遇期其实可以是一个非常宏观而且系统的一个概念，既有内政也有外交。

既有政治经济也有社会文化，而且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作出这样的一个判断是有一定的依据的。然而大约是从2008年开始，在20年战略机遇期还没有过去一半之际，中国的国际环境已经出现了一个恶化的趋势，相关话题我们请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先生来点评分析。邱先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二十年的国际战略机遇期将提前结束，在网上还有一些媒体也有这样的说法。您觉得现在中国在外部环境中到底遇到哪些挑战呢？

20年国际战略机遇期将提前结束？

邱震海：首先说中国二十年战略机遇期是不是结束，在国际层面我认为这是一个见仁见智，可以思考的一个问题，也可以观察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它是危言耸听也好，我们不妨把它作为一种由头来思考一下我们最近几年我们周边包括我们大国外交国际环境当中的一些我们也不能完全称之为恶化，但是有一些比较诡谲的现象。会指引我们去思考一下，未来我们在国际层面的战略机遇期到底如何看。

刚才你说的有一个时间点，我比较赞同就是2008年，我认为2008年是中国大喜大悲的一年，“5·12”大地震，包括奥运会，西藏风波，奥运火炬传递风波，所有的悲和喜都在中华民族这一年得到了集中体现。如果说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如果说某种程度恶化是从那一年开始的，从奥运传递到西藏风波，不过从那个时候还主要是意识形态的话，那么从去年开始，2010年开始，中国跟周边国家一系列的问题就开始了。

除了跟日本以及朝核半岛，日本我们知道去年这个时候钓鱼岛撞船风波，从去年下半年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开始，南海主权争议开始从深层浮上表层出来，而且它已经跨越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且不但是跨越了国与国，而且是成为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国家组别之间的一种争议。

不但如此，同时最近一段时间随着APEC，随着二十国领袖峰会，尤其是随着不久以前刚结束的东亚峰会我们看到日本、韩国或者印度等等这些国家，美国就更不用说了，都在频频的介入南海问题。这些国家坦率的讲离南海非常远，日本它是离东海很近的，所有的这些昭示我们其实中国的周边环境在日益恶化。

从现象抽象到一个逻辑的层面，我认为中国的周边或者外交环境恶化有几个可以让我们思考的。第一个，刚才你说的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了20年战略机遇期。与此同时，中国在周边外交上提出了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希望我们能够跟周边国家搞好关系，当然那个时候2002年中国跟东南亚国家签订了南海主权宣言，一个不具约束力的准则。

但是，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十年，也正是中国外交，尤其是中国周边外交环境相对日益险恶的十年，这是一个悖论，让我们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第二个，西方国家在过去一段时间，在过去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外汇储备也是全世界第一，而且西方国家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金融危机，从美国到现在欧洲。

所以西方国家一方面在经济上日益需要中国，中国购买美债，包括前一段我们大家民间也在讨论中国要不要购买欧债，救美国、救欧洲。所以，西方国家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却日益的遏制或者至少是在制约中国，这同样也是一个悖论。

同时，第三个悖论就是这种所谓的遏制战略正在日益的得到周边国家极大的同情，刚才我说的周边国家都在不断的抱团。周边国家这个东南亚国家也形成了一个很典型的二元战略，就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在安全上、在战略上高度依赖美国。

所以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说的，我认为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说的二十年战略机遇期当然是指中国全面融入世界全球化的进程等等还有很多产业升级，全球化、贸易方面的问题，但是就国际层面来说，是不是面临着一种危机，我认为这确实是提出来，可以供我们思考的，我们现在很严肃认真的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抓住苗头，以便于使我们后面能够及时的得到对应、得到调整。

邱震海：中国应防止被卷入“新冷战时代”

王若麟：从20年战略机遇期到底会不会提前结束？

邱震海：我认为这还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首先要看看客观的态势有什么变化。

首先从十年前2002年，9年之前十六大提出20年战略机遇期，它顺着邓小平以前的中国现代化三步战略走，邓小平以前说希望在20世纪末中国达到小康，到21世纪中叶能够达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中共十六大在九年之前提出了21世纪的头十年，也就是说到2021年中国建党20周年的时候，这段时间是中国面临的20年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既有经贸的全球化，同时也有国内的，同时也有国际层面的。我想当时的几个研判至少在国际层面上后冷战时代当时已经开始了十年，冷战结束十年，到现在正好二十年。在九年之前，冷战结束十年的时候，当时的研判是国际上未来不会发生大的战争，而且不会出现重大的对中国不利的大的冲突。

另外一个坦率的背景来说，这之前的一年美国爆发了“9·11”，使美国的战略重点相当程度的到了反恐层面上去了。同时在国内问题上，中国的改革也正在向日益深化的方向发展，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1999年中国入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化的进程。

所以当时的研判对内、对外中国都会面临一个相对比较有利的时期，所以我认为当时提出20年战略机遇期从国际这个层面上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但是发展到现在，我们看看一晃又9年时间过去了，现在如果说2021年的话还有9年时间，现在国际我们周边矛日益的不断激化、在发展，所以使我们要重新反思，这个过去几年到底出了些什么问题，我想夜已逼至的话可能从客观、主观上我们都有些可以梳理和反思的空间。

从客观上我们看美国在过去十年时间里面，它多多少少从阿富汗、从伊拉克战争当中抽身出来，使它有余利，如果说十年之前它是无暇旁顾，现在它有暇来旁顾亚太地区的局势，而这十年中国在经济上从原来一个第几大经济体一跃成为第二大经济体。

同时在后冷战时代，如果说十年前冷战时代结束十年，那么现在这个十年当中，中国经济如此迅速发展的话，确实让周边包括让美国、欧洲那些西方国家确确实实感到了某种威胁，而这种威胁坦率的讲某种程度如果说不是危言耸听的话，有点使原来的后冷战时代，演变成一种新冷战时代，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天壤之别。

后冷战时代是一个群龙无首，至少没有两强对立的这么一种局面。新冷战那是我们绝对要避免的，就是中国不幸的，虽然中国不同意原来的苏联，中国跟美国有千丝万缕的互相依存的关系，但是如果中国不幸的替代了原来苏联的位置，成为跟美国互相争斗或者互相对峙的这么一种局面的话。

那未来几十年对中国确实在国际的战略环境上会面临一个非常险恶的局面。所以我想这是客观原因发生的变化，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可以谈中国的主观层面到底有哪些可以梳理的地方。

邱震海：中国外部崛起太迅速 内部转型太艰难

邱震海：国家环境应该说十年前或者中共十六大召开的时候，国内的改革还没有像现在如此的深入。这个十年是中国内部改革非常迅速的十年，我们看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32年前开始，中国的市场经济是20年前1992年开始的，中国的入世，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是12年前1999年开始的。所以经过这三个可以说是分水岭、里程碑的指标之后，我们看看过去十年，中国在内部问题上也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变化。这里面首先是表现在中国的转型。

我始终说过中国有三大转型，一个是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中国从1990年代开始城市化的进程，我有一个大胆的预言，中国在2040年之前，从1990年到2040年，这50年是中国转型非常重大动荡的50年，就是中国会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其中很多的农业工问题、农村问题、工业化早期问题、城市化问题、贫富不均等等社会治安都会在这个系统出现。

另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原来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向日益开放、多元的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公民维权正在不断的上升，所有这些都是在过去10年里面，如果说50年是一个大动荡，首先前20年我们已经过去了，未来还有30年。所以这个20年过去之后我们发现中国的改革转型到了一个关键口，中国的转型到了一个关键口，坦率的讲，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是巨大的成绩和巨大的问题同时在赛跑。

但我们一方面在享受巨大的红利同时，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感到这样那样的不足，所以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双面旗。等一下我们可以讲改革到了十字路口，我已经讲过好多次了。这种心态，如果说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认为外交和内政是分离的，内政是内政问题，外交是外交分离，我们内政问题可以暂时的进行关注、处理甚至有一些拖延。我们的外交可以继续往前跑，现在我们发现其实当我们的内政无法去很好的触及、去解决，或者尝试去解决的时候，我们的外交某种程度也走不下去。

因为外交分软的和硬的两方面，硬的那方面当然我们需要策略、需要谋略、需要战略，软的那方面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它对中国的制约也好、遏制也好，它更多的是有一种软性的制约。

你想想现在周边那么多国家，为什么一股脑的大家全部倒向美国这一面，为什么一谈起中国，首先想到的都是要制约这个、制约那个，从领海、领土到经济到各方面，同时在经济上还在高度依赖你。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用民间一个通俗的话来说，中国成了一个冤大头。在经济上不断的对世界经济作出贡献的同时，在政治和战略上在受着别人高度的制约，这里边与其说是硬的方面，还不如说在软的方面有许多可以让我们梳理的地方。

我们的内政和外交之间要有一个匹配，如果不匹配的话，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到内政我们继续拖延的话，我们的外交终有一天会走到一个瓶颈。

但这里面坦率的讲，中国现在在外交，在周边政治战略上遇到的很多问题，我认为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成长的烦恼。成长的烦恼是必然的，就像一个小孩他要成长，他的衣服要穿不下，他的骨骼在不断的生长，有些烦恼是必由之路。

你中国的面积之大，中国的容量之深，中国的能量之广，所以在这方面中国必然在市场、在很多心理上对其他国家形成某种威胁也好，这是必然的，这部分我认为在过去十年里面，我们已经照顾到了，我们提出了和平发展的策略，提出了和谐世界理论，提出了与邻为伴，与邻为善很多的理念。

当然这种理念跟实际如何匹配，这是未来我们可以思考的，但是我认为，从本身这方面来说，无可非议。

王若麟：您说的是属于客观方面，那从主观上来讲呢？

邱震海：主观方面我认为就是有一点需要思考的，主观方面我之前提出过几句话，我认为中国现在是外部崛起过于迅速，内部转型过于艰难。外部崛起迅速到已经超出我们的预期，超出我们的认知甚至承受能力，而我们的内部转型我们也在严重的滞后，我们先看看我们的外部崛起方面。坦率的讲，我们在过去十年我们都没想到十年之后我们的经济总量我们的外汇储备，我们的经济总量、外汇储备所带来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会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

这个中国有句话说形势比人强，我们现在某种程度是跟在形势后面走，而不是去引领形势的发展。坦率的讲，从上到下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未来五年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在周边，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基本上是做救火队员，往往是跟在局势的后面在走，往往在救火，而救火的策略有时候又是分割的，这边刚刚把火灭掉，那边又把火点起来。

我们不能去指责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团体，而确实中国发展的太快，这里面有我们的预期、认知、准备不够的一种现象，我认为也是必然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在机制、在思想，以及在机制行动背后的思想层面上我们可以由所反思。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学者提出，我们在介入国际事务的过程当中，虽然有一些偏见的成份在里面，但感觉到中国像一个巨大的很贪婪的对市场、对资源都吸收，但中国比较少能够提出一些公共服务产品，同时也比较少能够提出一种让全世界幸福的一种价值的理念。所有这些都会在这样、那样的情况上有所体现出来。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南海问题，就是更加明显的折射。

邱震海：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该硬的时候要硬

王若麟：有什么好的策略或者对策吗？

邱震海：现在很多朋友包括其实中国现在遇到的外交和战略上的困境，坦率的讲从高到下，从上到下，从官方到民间，我们大家都感到其实是到了一个要摊到桌面上来谈的时候了。比如说南海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个案，就南海问题本身我们大家可以做一个个案的麻雀的一个调研，看看其实中国如何进行统盘的考虑，如何进行有一定的战略眼光。

这个用通俗的话来说，有朋友提出叫该硬的就硬，该软的就软。该硬的就硬其实就是中国需要某些强硬的手段，因为这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们过去在相当时间主张和谐世界、与邻为善，这当然从理念上是对的。

但是和谐世界、与邻为善不等于一味的忍让或者是妥协，或者退让，当你谈到你是理性的，你是容忍的，你是妥协或者友善的时候，别人就会把你翻译是软弱可击的代名词。首先在经济上开采，在南海问题上是我们主权的范围，要不要先下手为强，我们的企业能不能在国家统一的部署下有步骤的走出去，中国部分的军事力量应不应该走出去，我认为这都是不应该回避的问题。

当然我们不主张强硬的对抗，但是适度的先下手为强，适度的尽早的占据平台，以使中国未来在继续的互动上增加更多的筹码，我认为这是一个毫无回避必要的这么一个问题，该硬的就硬。

该软的就软，我认为在法律的层面上，不要回避在钢激发上的很多争议，有学者也提出，也不要回避在很多多边问题上，因为过去中国跟东南亚问题更多的是谈到单边，中国跟双边的一个磋商，中国反对多边的。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不但是东南亚已经成为一个集体，因为他们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单个的比较弱的国家，跟中国难以对抗，所以大家抱团，抱团至于把日本、把印度、把韩国、美国当然也在背后，整个的都拉起，甚至某种程度，当他们谈到南海的航行主导权、航行自由权的时候，把欧洲也拉进来了。似乎全世界都认为这里面他们都可以找到共同利益，他们唯一的一个对手就是中国，这对中国来说非常不利。以如何从我们原来只认同双边，到现在我们愿意参加多边的这种谈判，这种斗争互动也好，其实我认为是适时应该提出来。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很多朋友提出，用一根杠杆来解决整个的问题，当然有朋友主要是提出要不要采用军事斗争的打算，这个我们当然是见仁见智可以去思考的问题。但是反过来说，现在相当重要的我认为两个问题我们肯定要予以一定的思考，一个是我们在整个软实力方面，能不能提出一种跟国际社会让全世界都能够信服的一种价值观，这个是我们软肋所在，当然有朋友说我们提出的和谐世界，我们提出的和平发展，但是和谐世界、和平发展它更多的强调是一种和谐，它是强调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和谐。

当互相处理关系的时候我们强调和谐，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提出一种让全世界都信服的一种价值观，就像美国人提出它的（英文），它的（英文）。这是深入到每一个人心当中的自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一种东西，与生渴望的、天赋自由、天赋人权的一种东西。这个是实实在在能够打动人心的，我们能不能提出真正的核心的理念，这是非常重要。

第二个，国内的转型，国内的改革的推动，能不能继续的加快、深化同时能够推动我们外交上一些自主的发展，我认为这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