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并非排他 面对日本修宪要牢守是非论

核心提示：面对着一个即将修改宪法或者迈向修宪的一个日本呢，我们亚洲各国在谈论日本的历史观问题，靖国神社参拜问题，或者它修宪问题的时候，我们与其说强调强强弱论，或者博弈论，不如说我们强调是非论，只有牢牢地把是非论抓住，不离开这个主线，我想亚洲各国人民对于日本那些倒行逆施的政客，或者是专家学者的各种似是而非的一个言论，才不会失去我们应有的警惕性。

凤凰卫视3月2日《世纪大讲堂》，以下为文字实录：

卓南生：那了解了这个三大关，对于日本保守派的修宪已经失去了它的这个威力之后呢，我们就要面对的是，修宪后的日本将会往何处去，这个问题。那日本方面呢，今天开足马力的宣传攻势是强调什么，就是军事大国不等于军国主义，那么即使是没有第九条，他们还会遵守着和和平的精神，那这样的一种论调，是不是有道理呢？那如果是说，我们纯粹玩概念游戏的话，我们可以说，军事大国军国主义，跟修改了宪法似乎是三个概念，不能够等同。但是如果是我们从日本战后，这三个概念的相互关系来看呢，你会看这三者，从来就是紧密挂钩的。

先谈谈一下什么叫军事大国，军事大国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看知道，战后日本官方在60年代、70年代，就是我学生时代，日本首相每到一个地方访问，他一定要强调，我们会遵守和平宪法，请诸位安心。那到了1977年，福田康夫的爸爸福田赳夫，他跑到马尼拉去发表"福田主义三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保证不成为军事大国，第二个原则是说我们要心连心，（第三个原则）我们要平等，那第二第三其实是抽象的。只有第一个原则是比较具体的，那为什么要发表，日本保证不成为军事大国呢，因为他认为说，我就连军事大国都不想当了，怎么还会成为军国主义。换句话说，他认为说军事大国很可能会被人认为，这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前奏曲。那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保证不成为军事大国是当时日本官方，在上世纪70年代为了使人们消除军国主义复活的一个担忧。

所以呢，今天来强调说，军事大国不等于军国主义，那我们从历史的脉络来看，其实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我想要先提出，因为这是一个潜台词，前他次就是军国主义前奏曲，那么可是在现在，特别是在小泉的时代呢，三原则就悄悄地变成二原则，所以包括福田康夫在谈起福田主义三原则，我非常注意了他们的细节，都是谈到心连心，谈到对等，但是不成为军事大国这一条就悄悄删掉了，三原则成为了二原则。那再来呢，刚才我提出说要以"和平宪法精神集成论"，我们即使修改宪法，和平的精神我们要集成，那亚洲人民肯定要提出一个问题，一个质问，就连第九条还存在的时候，就当日本还不可以整军的时候，明文规定宪法规定的时候，你对军事武装，都那么情有独钟，那么一旦宪法修改了，就会真的就对军事不再热衷吗，那这一点呢我想说是不成立的，可见这个军事大国不等于军国主义论，或者是"和平宪法精神继承论"都是站不住脚的。

那再来呢，也有一种看法，这个看法我相信主要也是来自东京放出的一个论调，那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人会相应，是说我们要用宽怀的心态来看待日本的正常国家论。就是说每个国家都很正常，那为什么日本就不能够正常。那这边我首先我想要提出一下，中文的正常国家这个字眼，其实是这个翻译跟原文有一点出入，因为日本的小泽一郎提出的时候他没有提出什么正常国家、不正常国家，它日文就是"普通国家"。那"普遍国家"是什么意思？普通的国家的对应词就是不普通，不普通不是特殊吗，那么日本为什么被认为特殊呢，那当然它是有前科。（有）前科说它特殊。而战后它有它的特殊，因为它作为一个有前科的国家，对战前没有反思，对战争责任没有反思，对战后的责任包括赔偿等等，这些都做得不好，只要这特殊的国家还没有做好，消除它特殊性的时候，让它成为一个特殊的国家，也许大家都安心。但是呢，当中文把它译成一个"正常国家"的时候，就好像认为是说不给它修改宪法它就不正常了，那我是说这其实是有问题的，所以因此呢，用宽怀的心态来接纳日本战前本身就在理论上，我觉得是也有带商榷。

那么我们要怎么去看待日本的"复古情调"跟安倍的修宪动向呢？那在这方面我发现到，不管是在日本的论坛在亚洲，或者其他地方的论坛经常会出现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论调。首先最长出现的就是把亚洲民众对日本的一个批判或者两者之间的一个摩擦，包括史官的摩擦呢，归结于所谓民族主义对立，或者民族感情对立。因此呢，结论是双方都要自我克制，其实就是各打五十大板，各打五十大板，批评者跟被批评者都一起各大五十大板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那么民族主义实际上我们应该要分清楚，它到底是排外的还是合情合理的，以我们这一个年代来说，这个民族主义实际上在东南亚在这个反帝反殖的一个过程中，是一个正面的名词，并不是一个负面一个负面的名词。我们所说的一个民族主义负面的那是指它排他性，其实正确地说，应该是国家主义或者国粹主义。那把两种性质不同的一种思潮呢，把它混为一谈呢，那这其实是一个偷换的概念。

同样的偷换概念，也常常出现在日本媒体对一些词句的一些使用，比如说这个反日、排日、侮日，就欺侮日本、仇日，这一类的词汇，实际上是战前日本媒体最喜欢使用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日本是将亚洲各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的反抗都它转为成为是日本跟外国之间的矛盾，或者是日本民族跟外国民族的，各种民族的一个矛盾，那这其实也是一种偷换概念，那很奇怪的，这样一个偷换概念的名字，在战后的日本媒体都一直使用，为什么日本媒体要这么一直使用呢，那这是因为以博弈为至上的日本媒体，沿着战前的一个思维。那么，但是最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华文媒体也经常会出现的这些反日、排日、侮日、或者仇日这类的字眼，那这类的文字其实是忽视了一个问题，忽视了什么呢？忽视了日，日到底是什么，日是指日本，是指日本人，是指日本政策，是指日本帝国主义，是指日本企业，都是不明确的。那把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跟发动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都混为一谈，那其实这是偷换概念，偷换概念。因此我认为说，这一类的字眼，反日这个仇日这类的字眼，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非常小心，要不然的话，我们已经在话语的第一关呢，实际上不知不觉地站在了日本这一边。

再来有一种言论，主要是针对中国，就认为说中日两国之间的一个问题，中国也有责任，那中国有什么责任呢？说中国现在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大国要有大国的心态，大国要有大国的风范，大国要有多个胸怀、心胸，因此就不要再计较一些细节，那我想了，这个观点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的，但仔细分析，其实这是一个强弱问题。这个问题与其说是大跟小的问题，不如说是是与非的问题，只有先把是与非问题搞清楚了，强弱的问题再来谈，那还不迟，这是我对"大国风范论"的一种看法。

那此外呢，要应该怎么去处理日本与亚洲的一个关系呢，我发现了也有几个理论，如果我们认真去分析的话，都不难发现它的源头是在哪里，首先有一个理论叫做"日本多次道歉论"，说日本已经道歉多少次了，你还为什么要它道歉，日本道歉论。还有"战后日本和平论"，你看战后的日本不是很好嘛，它没有侵略过什么国家，但是提出这样一个理论的人，他忘记了"战后日本和平论"是建立在战后的《和平宪法》对日本的一个牵制，那一旦和平宪法被修改了，日本是否会成为脱缰之马，这个谁也不敢做出保证，再来就是"文化交流论"，文化是比较不是那么直接，多交流呢，多沟通、多理解了，问题也就解决了。那这些理论如果是我们一个一个去追根、追源，追踪的话，没有一个理论不是来自东京，特别是没有一个理论不是来自1998年江泽民访问日本的时候，日本媒体提出的共同方案，但是很奇怪的，这些言论有时候也出现在亚洲包括中国的媒体上，那我称它为这些是日本出口转内销的理论，那么这些日本出口转内销的理论的目的当然是很清楚的，特别是"文化交流论"，对于文化交流的话，现在可能很多人是认为说，这个是软实力的一个问题。

那么如果我们有留意一下日本学者、日本专家怎么看待这个文化交流的话，特别是在这个上世纪70年代，也就是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的时候，当时日本某些亚洲通他们已经意识到说，今后中国跟日本将会有一些竞争，在这样的一个竞争情况底下，日本要怎么能够，能够获得压倒胜利，那他们就引述了这么一句话，说他们在回忆过去的一段历史，他们认为是在战前尽管日本人在倭寇时代，与最近的太平洋战争中曾经亮度尝试通过武力侵占东南亚，它所遗留下来的文化影响，且可以说是丝毫也不存在。近代我来，进入该地区的欧洲人，在通过武力进行统治之同时也加紧文化渗透，因此尽管武力统治方面已经崩溃，它的文化影响力还会继续下去。那么当时日本的一家主流媒体的编辑，还特别把它标出这么为一个大标题，叫没有同时展开文化工作，便无法保持永久性的影响力，这便是历史的教训，所以我是认为说，我们在今天在谈快文化交流的时候呢，都在谈这个好像是文化就没有侵略性，忘记了文化侵略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呢，也必须牢牢地记住，这便是历史的教训。

那我想综合我前面所属的这些内容呢，我认为说，面对着一个即将修改宪法或者迈向修宪的一个日本呢，我们亚洲各国在谈论日本的历史观问题，靖国神社参拜问题，或者它修宪问题的时候，我们与其说强调强强弱论，或者博弈论，不如说我们强调是非论，只有牢牢地把是非论抓住，不离开这个主线，我想亚洲各国人民对于日本那些倒行逆施的政客，或者是专家学者的各种似是而非的一个言论，才不会失去我们应有的警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