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中国要和平崛起 必须有强大的军事

阎学通：美国的对华政策实际是一直在变化，那么它是说关于要不要对中国进行遏制，它长期进行一个争论，然后有一派就是接触派提出说，就冷战后是个全球化趋势，中国已经加入到这个世界体系，在经济上你没法遏制它，当初能遏制苏联是因为它搞这个什么经互会的自己独立的市场，跟外部没有来往，你可以遏制，但它支出来它不一样，你怎么遏制？所以这一派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市场，那么他们认为就是说如果遏制只有一个领域可以，军事上，因为中国的国防建设是没有支到国际体系中去，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国防体系，这你可以遏制，所以长期以来美国实际采取的战略是什么特？我给它称为叫双向秘轨战略，经济上跟中国就是合作，军事上对中国就是遏制，实际是这样，中国自己的我们的政策其实说以冷战结束到现在，我们也有变化，我们前期我们实际是要摆脱孤立的政策，孤立摆脱之后然后我们就是开始发展关系，这个时候我们是以经济建设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然后主要是吸引外资，吸引外资吸引技术和扩大出口，这是我们当时主攻目标，我说到了今天，我觉得我们已经经济转向内需发展了，所以我们的战略也会随之进行调整，我认为就是冷战之后应该有三个阶段。

现场观众：就是非常荣幸听了阎老师的演讲，我刚才非常赞同阎老师关于中日是阶段性矛盾，中美关系是全方位矛盾观点，那我想问一下阎老师，就是中日关系会不会触底反弹呢？然后未来五至十年中国成为亚洲第一已成事实的情况下，中日关系还会不会存在阶段性矛盾？如果说将来中国崛起最大的对手或者说压制对手是美国的话，那么我们该如何保持跟日本的关系，像现在跟日本的这种摩擦是不是应该保持一定的度？好，谢谢阎老师。

阎学通：我刚才说的是中日之间是结构性矛盾，就是说它也是结构性矛盾，美国也是结构性矛盾，但是我们跟日本的结构性矛盾只体现在经济领域，它就是结构性矛盾的领域，是一个领域，那么从关于我们跟日本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阶段可能需要稍微稍微长一点的时间，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看看跟俄罗斯（的关系），当冷战结束苏联的地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地位突然一下下降，从老大哥变成小兄弟之后，对中国非常不满意，大概有那么十年左右的时间，然后俄国人才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也就是说开始接受中国比俄罗斯有钱，他接受你有钱是应该的，原来他认为你比他有钱是不应该的，今天日本也面临这样一个心理问题，就是日本民众说原来我比你有钱，怎么一下就变成你比我有钱了？他接受不了，他不能接受说你们都到银座去，大包小包地买，我从来买不起的东西，这个他心理是很不舒服的。

所以我觉得恐怕是要有一个时间，因为苏联那个转变的速度比较快，中国超越日本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今后会加速，所以这样我估计这个时间总体的时间也得一个十年左右，如果说就是眼前的钓鱼岛问题这个安倍的政策，我觉得安倍的政策在7月份之后会有所调整，他7月份争夺多数之后然后修改宪法，他在钓鱼岛问题上他也还会闹，闹得会差一点，那么安倍之后我想情况会好，就是现在有人估计他干长能干三年，短了能干两年，就是从这样两、三年之内我们可能还会困难大一点，他之后，日本的民众会反思，跟中国对抗有好处吗？跟中国对抗了两、三年有收益吗？那个时候日本老百姓是理性的，两三年之后日本老百姓就会问政府，这个跟中国对抗的政策，故意跟中国对抗的政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处？这时候社会会反思，会重新调整。

田桐：前面这位女同学。

现场观众：阎教授您好，刚刚您在您的演讲当中提到说中国现在提到的民族复兴是我们这一代人有可能实现的，那我想请问下，就是您觉得中国现在的崛起到了怎样的一个阶段呢？

阎学通：如果说我们把民族复兴的时间拉长，说成它是整个这个过程有一百年的话，如果我们这么认为，我们可以说我们在一九四九年的时候解决了一个中国的一个独立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独立了，或者说我们已经进城了，但是我们进了城了没有户口，这是我们面临的大问题，到了一九七一年的时候，我们把户口问题解决了，我们进入了联合国了，然后我们身份有了，身份有了这时候我们说虽然有了户口，但是咱们还穷，然后我们又发展经济阶段，我们买了房子了，我们有房有车了，有房有车以后我们发现我们有房有车有户口，但是我们得不到社会的尊重，就是城里的人还是有点瞧不起咱们，所以现在我们实际到了一个阶段，实际民族复兴是恢复什么？恢复我们的民族尊严，恢复我们应有的国际社会的尊重。

田桐：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说，战略能否获得成功，主要取决于目的和手段，能否做精确的计算，能否把它们正确地结合起来加以使用，目的必须与现有一切手段相适应，那么在中国现在需要以和平崛起这样的步伐走向世界的今天，阎教授给我们的演讲为我们非常清晰地梳理了崛起、发展的本质区别，我们再一次感谢阎教授，感谢现场和观众朋友们收看我们这一期的《世纪大讲堂》，我们下一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