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经济模式到底谁优谁劣？

2010年05月10日 16:14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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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象赛跑成就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为何印度在外资引进上远远落后于中国？中印经济模式到底谁优谁劣？

王鲁湘：好，非常感谢夏教授精彩的演讲，刚才夏教授给我们简要地这个比较了一下，中国和印度增长模式的某些不同，也回顾了一下，这个这两个亚洲大国，在不同的这个历史阶段，由于不同的原因，然后分别地走向了这个市场方向的经济改革之路，其实这两个国家的相似点，真的非常多，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曾经的亚洲的这个人口大国，农业大国，这个文明古国，然后也大概也就是上世纪的中叶，实现了这个国家民族的独立，然后的话，在这个独立以后的话，又分别受到了这个苏联的影响。

夏业良：对。

王鲁湘：都分别受到苏联的影响，所以这两个国家，在一起进行某种比较，这种可比性，是令人信服的，这两个国家是可比的，就不是像有些拿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这是不可比的，但是中国和印度确实是可比的，所以全世界的人，才这么有兴趣的，老是拿它们俩个来比，在这个比较中间，我注意到夏教授提出一个概念，叫资本自由，对,也就实际上，一个社会要成为一个橄榄型的一个结构，中产阶级这一块要占为一个主体，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必须人人拥有资本自由。

夏业良：就是说一个国家赋予民众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个国家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引领，那么这个像这个方面我们讲，就过去，我们搞市场经济，就给大家这样一种目标，一种期望，就是大家会有越来越大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多的自由的权利，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导向的话，那我们就是说，回到30年前、40年前那个状态，大家就感到，一切都要听从组织，一切都要听从权力，就没有，活着就是感觉到没有自主性，好像都是为了别人而活，或者为了一个政治目标而活着，那么最近这30年，我想很多中国人，都感受到自己活在这个人世上，有一种另外的价值，就是自己来选择的价值，而这一点呢，我想今后，如果我们坚持一个正确的方向和路径，这种空间会越来越大。

王鲁湘：好，我们这里要谈一个很具体的中国和印度最近的一个关系问题，根据中国商务部的一个统计，自2008年10月到2009年2月，也就是4个月的时间，印度对中国产品，发起了17项贸易救济调查，涉及到了工业盐、钢铁、汽车零部件、煤炭产品、瓷器、纺织品还有橡胶品等等，这意味着中国产品和中国商人，蒙受了总计超过15亿美元的损失，那么频繁的贸易摩擦，给中国和印度两国贸易的开展，造成了障碍，也阻碍了两国自由贸易区谈判的进程，那么您替我们分析一下，这种贸易摩擦，到底这个主要责任在哪一方？

夏业良：我觉得这个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经济全球化的反面，大家都不希望朝这个方向去发展，这是一种倒退，无论是美国，还是发展中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都是一种，叫损人不利己的这样一种行为，最终会损害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所以印度采取这样的做法，也许它是出于一种特别的，比如说对中国迅速崛起啊，对中国有一些其它方面的一些认知上的判断失误，它可能会觉得，是一种强有力竞争对手，要制约中国，或者说它觉得中国的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伤害了印度经济，它可能会采取这样一种极端的做法，但是这种做法的话，显然会带来中国的贸易报复，那么这样的话，一轮一轮的报复下去的话，双方都会两败俱伤，所以这肯定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那我觉得这个方面，可能就是恰恰说明了中国和印度之间，相互缺乏了解，透明度很低，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中国呢，如果要是能以更加宽容的态度，更多的去跟印度工商界进行交往，可能会消除他们的一些误会，如果我们也采取这种以牙还牙的策略，可能在一段时间里面，就是这种僵局，没有办法打破，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如果中国在这个方面，暂时做的大度一点，容忍一点，那么有可能呢，让这个中印两国的经贸关系，朝着一个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还是要考虑更加长远的利益，不考虑眼前这个暂时的利益。

王鲁湘：您谈到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候，特别提到了我们这种，投资拉动，投资拉动很容易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隔三差五的就会出现，关于通货膨胀的这种警告和预期，对不对，您刚才在演讲中没有讲到印度的这方面的情况，那么作为一个也是如此这个迅速高速增长的一个经济体，印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间，有没有经常也碰到像这个通货膨胀之类的问题，它们有什么样的解决的良策。

夏业良：我觉得在印度过去没有搞经济体制改革之前，他们那个时候有类似的东西，就是政府的计划，强力推动投资，会带来一些这样的效益，但是自从经济体制改革之后，私有化经济占据的比重，达到了75%，然后它们在货币政策上，有可能会引发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比如说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者刺激性的财政政策，都有可能造成这样的一个后果，但是呢我觉得从中印两国的这种情况来看的话，中国的这种大规模集中投资，尤其是短时间里的集中投资，可能带来的危机效应更明显，所以我们讲，就是未来这两年，大家都预期通货膨胀的压力非常的大，但是呢，最关键在于就是说，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我们的制造业提供的主要是哪些产品，或者是我们服务业现在有哪些新的发展，如果这些东西，你的生产和服务，跟老百姓的实际需求是匹配的，那么这个我们觉得通货膨胀只是暂时的压力，但是如果那是严重脱节的，就是官方所需要的投资和它生产的出来的产品和服务，跟老百姓实际上最需要的，这些需求，不是密切相匹配的，就有可能产生扭曲，资源配制的扭曲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也会造成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王鲁湘：我们现在就是进行现场提问，有关于中印经济模式发展比较方面问题，要向夏教授提问的请举手。

学生：夏老师您好，这个我觉得您今天的演讲，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就是做中国印度的这个FDI比较的，所以对您讲的，也特别感兴趣，也涉及到很多政策的制定，发展过程中，怎么样看这个政府的作用，我想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具体讲这个吸引的对外直接投资，我们如果比较中国和印度的话，刚才也提到就是这两个国家，在过去三十年有很相似的这个发展，而且是很快速的发展，但是中国速度比印度却高一点，但是呢如果我们看他们的FDI吸收的流量的话，中国2005年，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吸收的FDI，当年的吸收量，就是700亿的美元，是印度的12倍，如果人均来讲，也是它的9倍，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差距，究其微观原因，这个和经济体制有着关系，因为中国的话，我们知道很多地方政府，它就是说，它就是政府很有激励，来吸收这个外资，竞争很强，但是在印度它发现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说它自己的这个企业它是抵制这个外资进来，然后它们就会，它们是因为是民主国家，当地政府是当地人这个选举出来的，所以他们对政府一施加影响以后，然后这个外资其实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就没有办成，就有类似这样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一个老师叫Raghuram,他是一个印度裔的教授，他也是上一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在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发展的时候，他提到，他觉得中国的，比如说邓小平，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一个，他觉得是，他非常赞叹，他觉得印度的话，很多时候，他有很多这个学术精英，但是有时候在做政策决策的时候，他们就互相，互相讨论，但是互相争论，喋喋不休，但是把很多时机就会错过去了，中国是发现是说，邓小平说我们先先慢慢来，但是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在把这个饼做大的时候，同时的分配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就是有很多层面，我不知道对于这些方面的考虑，夏老师您是怎么样判断，是说它们孰优孰劣，是怎么样的思考，谢谢。

夏业良：谢谢你提了这么好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刚才他这个提到其实是讲，就是说民主政治、民主制度，虽然可能是比较有利于长期的激励，持续的发展，但是在短期内，可能效率方面还不如这个非民主机制来得更加快，更加及时，比如说在印度的话，你要进行跟每个老百姓协商，这个谈判的成本，就是说我们经济学了里面讲的交易成本会很高，机会成本也很高，可能三年过去了，你想要拆迁这块地皮还没有腾出来，而在中国呢，可能3个月，就要求你必须拆迁，不拆迁的话，推土机就过来了，所以呢我们讲，孰优孰劣，大家心里边可能自有一个，一本帐。

当然我同意你刚才讲的，就是使说在这个吸引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地方政府由于有一种政绩表现、相互之间竞争，比如说我这地方吸引到200亿，你那地方一定要吸引多少，就是大家展开一种竞争，其实它的重点不在于，你吸引到的外资，最终能够发挥多大的效率，也就是资本效率究竟高不高，而它在乎的是，我只要把这个资本吸引来了，就说明我的政绩已经表现出来了，所以我现在担忧的恰恰是一点，就是说你从规模总量上来讲，当然中国吸引外资比印度高，但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从资本单位效率角度来讲的话，是不是一定高于印度，这个我觉得是要考虑的一个方面。

学生：夏教授您好，我是北大的学生，也很喜欢你的那个，经济学原理的那个通选课。您觉得中国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还有公民的意识形态应该怎么样去，就是改革，谢谢。

夏业良：说这个在政治法律各个方面要进行变革的话，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路径，那么这个路径，不是我们这些学者，自己拍脑袋瓜想出来的，而是世界上，在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过去几百年的历史，上千年的历史，可以印证的比较行之有效的一种路径，就是一种限制权力的做法，然后呢，应该这个要明确社会契约关系，就是明确政府它只是一个社会的代理人，而社会委托人是全体公民，或者讲纳税人，他们作为代理人，他是要执行委托人的意图，而不是说超越委托人的意愿，去办自己想要办的事情。

学生：首先非常感谢夏教授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演讲，辛格他发表那个言论，夏教授说到我们反驳他很难，我更觉得没有去反驳他的必要，我们要去进行一些实际上的改革体制，或者其它的一些方面上的变革才是最重要的，面临这样一个金融危机，会不会导致我们中国，很大程度上的经济体制的改革。

夏业良：首先就是说危机能够引发变革，我赞同，而且往往就是说，在繁荣中没有办法达到的变革，在危机中容易达成，因为在繁荣中大家都知道，统治者他有资本，他觉得我已经取得这么大的成绩了，他没有主动改革的意识。在危机中，当经济爆发了这么大的，波及全社会的这样一种冲击之后，这个时候他自顾不暇，那个时候他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他的精力可能就没有全部用来对付这些，要求民主制度变革的这样的一些人，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最容易产生一种新的机制，虽然不一定说,我们就很确定地说，它一定就能成为一个好的机制，但它可能是一个好的机制的开端，就有人比方说，说这个台湾啊，韩国啊民主化的浪潮，说刚开始出现的，什么叫民主啊，那个非常低程度的民主，甚至是一种混乱的局面，直到今天人家还觉得台湾这个民主很混乱，而且那个弄的很不，让人家对政府越来越没有信心了，但是你想，它毕竟比那种僵死的一块，那种专制的统治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且它是希望所在，它现在的民主程度并不高，或者大家对它这种满足度很低，但是它最终会从这伸发出，向着那个方向前进的，很多的基础。

王鲁湘：人们把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具有悠久文明的国度，称为龙象之邻，在不断升级的全球化浪潮中，这两个古老的国度都是在承受面向现代化的蜕变，有阵痛也有喜悦，不论是经济先行还是政治先行，不论是摩擦还是合作，我们对印度需要知道得更多，了解得更多，我们对印度也需要学习得更多，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夏教授精彩的演讲。

夏业良：谢谢。

王鲁湘：同时也感谢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学和凤凰网的网友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世纪大讲堂》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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