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史郎多次赴华谢罪 日本友人追寻屠杀证据

朱成山：我们是对历史负责，对后代负责。而不能够说为了，因为日本人表示怀疑我们就产生动摇，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日本人在造谣，认为他们这个，有几个，我们得打官司，我们都打赢了。一个就是南京，他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这个李秀英，是假证人，不是当年被处了37刀的那个人，是，是这个马吉牧师和这个《拉贝日记》记载了以后，说我们再另外找了一个叫李秀英的人，那是胡说八道。这个，中国政府在日本写了书，它们电影上面说了，最后到东京打官司，还有夏淑琴也是，说夏淑琴那个，两个小姐妹一家9口人被杀死了，最后剩下两个小姐妹，在死人堆呆了15天，最后被发现以后，当年拉贝和马吉都有记载。

曾子墨：除了寻找遗存在海外的证据，多年来中国方面也在不遗余力地寻找着幸存者，并及时取证，保存证言证词。到现在，一共找了2460多位幸存者的线索。后来经过专家一一认定收集，现存的档案共有4000多份。

朱成山：收集证言的工作呢，实际上我们这个也是比较早，他有几个经历，最早的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法庭在1946年审判战犯时曾经做过一些调查。有一些证言，这些都还保存着，然后呢是在我们建馆初期，在1984年到1985年，南京市啊，当时在南京十个区县，征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不包括郊县，当时15个郊县，6个城区4个郊区。那么一共召集了1756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那么1991年夏天，我们馆和南京教育局进行回访，发现死了有400多人，还有1300的位，最大规模的是1997年，发动了14700多名大学生，特别有意思是，日本来了26个大学生和高中学，参与了我们这个整个全市的调查对15个区县，当时是700多万人口当中，70多岁以上的老人全部查了一遍。

曾子墨：而日本方面，以右翼势力为首的一部分顽固分子，却坚持走着与国际社会背道而驰的道路。2012年3月27日，日本公布了2011年度教科书审定结果，否认南京大屠杀有30万人遇害的相关历史事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也立刻对此做出了回应，称“国际社会对此早有定论”，希望日方真正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正确对待并妥善处理历史问题。

东史郎多次赴华谢罪 日本友人追寻屠杀证据

曾子墨：现在，在一年一度的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现场，人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日本人的身影。

东史郎是中国人所熟知的第一个站出来为“南京大屠杀”忏悔的日本人，1937年，25岁的他应召入伍，并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暴行。1945年，他随战败的日军回到日本。从1987年开始，他多次来到中国公开谢罪，并出版《东史郎日记》一书，揭露日军的残暴行径。

朱成山：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很紧张，早上呢走到上海，从上海过来，早上吃不下早饭，在火车里就想，他想呢，到南京来以后，南京人一定会用砖头或者用石头砸他这个东洋鬼子的头。所以到纪念馆来以后呢，他就不停地对所有的人，就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头都没敢抬。那么又到了纪念馆以后那个石墙那儿那他就跪下来了，跪下来了。然后第二天他说我还要再去看看纪念馆。他们说昨天你看过了，他说我当时头脑一片空白，什么也没看到。

曾子墨：东史郎的忏悔让他获得了中国人民的谅解，但是却让他在日本官司缠身。他昔日的战友以“损害名誉”罪将他告上法庭，并且在一审判决中，东史郎败诉，那时他已年逾八十。在这之后，东史郎仍然不断往返于中日两国之间，为案件取证。

朱成山：当然后来他到我们馆里来也是多次，包括在万人坑下跪，在我们那个三十万那个名单前面下跪，然后当时他已经是满头银丝了，飘逸的这个白发。后来我陪着他到北京去做这个赎罪的演讲，到沈阳去到上海，是吧，也都，他也去过香港，也去过马尼拉。但那不是我陪着了，这个在，在日本很多城市，我也跟他同台去讲那个南京大屠杀。

曾子墨：但在，日本方面，他却受到越来越多的压力。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对他进行威胁，在他家门口焚烧物品，还骂他是“叛徒”、“卖国贼”。

朱成山：开始东史郎来，我到这个馆来的时候，我对东次郎是报有成见，毕竟是一个老加害者。那不是说几句啊，这个规劝啊，说几句这个忏悔的话我们就可以原谅他，是吧。尤其在南京，他当时也参与南京这个什么的。但是后来觉得他，他是作为一个士兵，他不停的在站在这个反对日本的这个，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我是个证人，你们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事实上呢，他作为，因为他不是一个指挥官，他就是一个战士，是吧，他在战后，在日本受到那样一个，战前受到军国主义的教育，战后在那样的一个否认历史的环境中，他能够站出来，而且是八十多岁以后才站出来，还是很不容易的。

曾子墨：2006年1月3日，93岁高龄的东史郎在日本病逝，东史郎的好友山内小夜子第一时间致电朱成山，通知了他这个消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贵宾厅被布置成了追思堂，专门纪念这位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