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中国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真的不够认真

2014年08月12日 10:27
来源：凤凰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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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本期节目窦文涛与袁凌、李菁两位记者探讨中国人对于生命和死亡的态度。李菁认为，中国的天灾人祸，有一部分原因是对于死亡的态度不够认真，对于生命的教训，应该有更多的反思与追索。同时，袁凌坦言，自己

李菁：汶川大地震时部队为生存率只救大规模

李菁：汶川地震我记得我一个同事给我讲，他久久不能释怀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因为那时候就是你比如说汶川地震因为太特殊了，那是以10万人为基数的。比如说部队进去了，因为那时候只能靠部队是一个救援的主力，因为对部队来说他是要一个成活率，就生存率，所以比如他哪一个地方可能救的人多他们会去优先哪里。我就记得他给我讲，他说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妈妈，一直在上面喊他的孩子，她就感觉我的孩子在底下还活着，但是部队他就过去了因为他不可能停在这儿，我花那么多的时间停三个小时，部队有任务，我要这个时间推进到哪儿，然后她就苦苦哀求找这个找那个，没有人停下来去，就说我在这个可能性有这么一个孩子。所以他就走了很久他都不能忘记这个母亲。

    袁凌：还有新闻说我是这个什么消防队员或者我是干部先救我，他有这种情况。

    李菁：所以有时候我就想，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制度补偿，就说你大部队救大规模的，有没有小的跟进，有一些可能性的一些存活的任务，不放弃任何一个生命，有没有这种可能。

    窦文涛：这次不是提出的口号就是什么一户不漏，一人不漏。

    李菁：因为规模小，这次还是。

    袁凌：汶川地震肯定有类似的口号，但这种口号落实到一个地方来说，如果规模小还是可以，规模再大一点我们的能力局限就出来了。

    李菁：你到了现场你就知道，还有很多很微妙的东西，他不同的军种进去了，不同的部队就是这个是什么哪一个空军多少多少，那个是陆军多少多少，他们之间有一种就说大家都想多救人，有的时候还有一种就是竞争或者是那种很微妙的一些。

    袁凌：还有好救不好救。

    李菁：对。

    袁凌：这个人陷的多深，救他花多少功夫，汶川地震下面最后那个抢救的一个幸存者，没抢救下来，但他是最后抢救的一个有生命体征的一个人，最早就是一个云南的一个师过去，然后就是一队武警部队过去，都是看了一看就走了，知道有点戏，但是觉得太难了。后来又来了一波，是农民又去要求，最后又请来另一个部队，最后才终于开始，可是一直弄到晚上还没有弄起来最后放弃了。

    李菁：类似的我们在动车事故也看，小女孩小依依，那不也是说当时都放弃，说这地方当时没有存活迹象，后来说是一个特警，他是不放弃，挨个车厢找，找到那个小女孩。

    窦文涛：好多问题就是咱们这个民族不太喜欢理论思维，但是好多问题就是当时急茬的时候来不及想。比如说咱们最典型的就是你老婆和你妈掉水里了，你先救哪个，可实际上你真的在现场，你面临无数个生命的选择，你看冯小刚拍《唐山大地震》，救儿子救女儿，包括这个好救一点那个难救一点，是不是先管好救的，这些事儿当时就依循个直觉就去做。

    袁凌：没有答案这个事情。

    窦文涛：没有答案，可是事后你想，这里边有很多伦理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西方人他们好像进行了非常多的关于生命的包括安乐死，他们进行非常多的生命的这种思考提出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袁凌：我觉得西方人他是比如说他在救大规模的灾难的时候，他要比我们更成熟一些。当然这里面也存在类似的取舍，比如说罗马危难的时候，要让一些人隔在家里不能出来，实际上让他自生自灭，可是为了避免交叉感染。我们这个哈尔滨那个有个鼠疫的事件，那么他基本上也有这种隔离措施，所以我觉得在现场可能是没办法。但是能不能事后有反思，下一次可以做的更好一点。你比如说科学的搭配，像汶川地震其实很混乱的，因为部队他也没有那么专业，然后NGO一时也上不去，所以后来包括他的重建，当时说是一场众志成城，是一种凝聚民族的精神和道德的机会，可是看了他耗散。

    窦文涛：希望一次比一次好点吧。所以我老觉得这个恐怕跟某种对生命的看法还是有关系，你说是不是在某种情况下，咱们对于死人有种漠然？你包括你看很多就是我忘不了，很多在农村地区，你说这个老人得了某些病，就叫坏了，他们都不叫死了，就说坏了，他不可能去医院看病的。咱说脑溢血，残了什么这种，其实也活很久的，但是在农村，他就扔在床上，就哪儿有人照顾啊，屎尿就一堆，反正就是就说这个人坏了。你说咱们这是一种是因为太惨了是吗？

    袁凌：这个很复杂，我这里面写过大量的农村的死亡，他有各种原因，像你说的有一种是出于儿子的不孝，有一种是比如说得了癌症，觉得会消耗过多的资源，把我家里人拖下水，也有的得了尘肺，有的人会自杀，因为他觉得自己治不好，但他会在他耗掉家里所有的家财之后而最后自决死掉，所以他会选择这样一种方式，另外一种就是本身是可以治好的，可是医疗条件不行，或者意识不到位，就这样就死去了。我的岳父就是得了癌症之后就他不愿意在医院救治，回到自己老家就是这样慢慢的逝去，他觉得就诊之后的可能性太小，抵不上最后生命的安宁。

    所以乡下人那个死亡，觉得有一种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像你说的叫坏了或者说老了，或者说走了，或者说要把丧事叫喜丧，如果这个人活到了七八十岁的话。乡下就是有一点我是认同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正常的到了80，那么他的走就不再是一件可悲哀的事，他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他的棺材早就预备好了，而且一定要给别人说我这棺材打好了，你看，他心里很安心，如果他没有棺材他就很不安心。可是另外一种叫凶死，甚至叫红死，那就是这个人死的时候是出了血的，他是红的。

    窦文涛：见血死的。

    袁凌：对，他叫红死，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他也不说是不畏惧这个东西，可是现有条件那么他做不到，这种方面我倒觉得乡下人那个天生对死亡还是有一种郑重感的。比如说一个人死的时候一定要有棺材，要土葬，然后要围着棺材唱丧歌，有的还要唱几天，孝子还要很隆重的抬出去。我觉得在传统社会里，对于死的仪式是保留着的，倒是我们新中国以后，可能因为要社会化，大量的毁灭仪式，包括平坟包括丧椁说是迷信，包括把大家庭打破了。现在好多家里为什么对老人那么轻率，一个是子女已经不孝了，到外面打工他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孝敬，第二个是大家庭已经破裂了，他没有那种支持体系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生死观就是我们对死亡的这种震动这种态度，在各方面是被解构的，这样在大的灾难当中，我们就只能是我们都一下子被唤醒，我们觉得很沉重，每个人都被压迫。笑一下这个问题就会很严重，比如说谭笑笑，你比如说表叔杨达才，他们都是在灾难现场笑了一下就完了。那你从这方面来说，甚至我们这种道德的这种要求，甚至比外国要严重，我相信如果一个外国的官员他在现场笑了一下，他可能是被批评，就是有个美国的少女到奥斯维辛卖了下萌，然后被攻击，她是会被批评，可是不至于这样，宁可身败名裂。那对我们来说，好像我们对死亡是很郑重的，道德感很强，可是过不了几天，你又开始满街都是麻将声。

    窦文涛：你说的太好了，这就是咱们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