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行：“以官治商 以商治夷” 兴衰沉浮二百年

2011年08月08日 14:04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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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元亨：取消降海令前后实际上广东的贸易海上实际上还是禁不住的，取消禁海令以后，当时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对外贸易的团体，那么当时这种团体的商人性质都不一样，中国人经商都是靠官方的背景，所以那一段历史时期还不叫行商，叫什么“皇商”，就是家里有皇帝背景的，有皇子背景的，还有一种人叫做满族人manchueese，就是说外国人经常把这个翻译成为官商，但实际上是满族人的商人，有这么五六种不同性质的商人，垄断了当时十三行的生意。

康熙上台以后削藩，原来地方的藩王的势力很大，不听中央政府，所以把吴三桂他们都杀了，那么这些王商的势力就弱了，后来清朝对官方直接经商还是很严厉的，包括雍正也是很严厉的，不给他们经商，所以为什么他把那个海关监督给杀了，也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他怕外商，跟不法行商勾结起来想垄断市场。所以到后期基本上就所有的行商就没有了官方背景了，而且他只要求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谁就能够进入十三行，没有实力就别想进来。

夹缝中生长的民间资本

解说：清初海禁时期，地方官吏参与的出海走私贸易已经风行，在时而严厉时而松驰的海禁时期，民间资本从夹缝中滋长，很多中国沿海商人偷偷下南洋谋生。

谭元亨：台湾没收复的时候，实行的海禁的政策，对远海50里都不得住人，全部是荒芜人烟，台湾收复以后，他就采取一种迁海复界的措施，允许沿海人回到他们的家乡，也允许经商了。当时厦门的呼声很高，就是说如果不开海的话，渔民没法生活，没有吃的，因为他们靠打鱼为生。当时是从国计民生考虑，康熙就宣布解除海禁，当时他宣布解除海禁的时候开放了四个口岸，广州是一个，厦门、宁波、泉州四个港口。

胡文中（原荔湾区地方志办公室）：清政府开通了四个海关的城市，就派准专门的殷实的商家，成为专门有资质经营，对外商贸易的行商，只有他们才有资格跟外国商船做生意，将这个贸易从官府的职能中分离出来，变成了民间贸易，官府只是负责收关税。

解说：为了争夺洋人的定单商人之间明争暗斗，而洋人则坐收渔人之利，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720年11月26日，谭康官等十三行洋商集中起来，在祖坛前歃血为盟，建立了公行组织，协调各大行商的关系。利益受损的商人和洋人马上起来抵抗公行制度，不到一年时间公行就被击跨，一些地方官员也乘机捞钱，在正常关税之外，又广罗名目加收其他费用，比如“加一税”，又称为“缴送”或者靠岸税。

谭元亨：只要你的船到了中国，你就把带来的银子有十分之一，就要交出去纳税，就是说我没做生意，就要先给你10%的税，这实际上是很不合理，所以外国人就不干了，结果就不靠岸，你们要缴这个税我们就不来了。当时广州巡抚就不干了，他就说那这样吧，你们不缴行商先代你们缴，就骗那些外国商人，就说你们靠岸吧，下不让你们缴了，结果整个10%的税就加在了行商的头上。

解说：而当时富甲一方的谭康官，不买官府的帐带头抗税，谭氏家族是做陶瓷生意起家，康熙初年就下南洋谋生，是十三行中先富起来的人，在地方上也颇有名望，即便如此谭康官还是几次入狱，直到乾隆登基征税问题才有所转机。

谭元亨：那么乾隆刚刚上台，总要显示一种胸怀宽广的心态，他有一句话叫怀柔远仁，所以就在他名下就取消了这个政策，从此外国船靠岸的时候不缴10%的银。

杨舒：1720年在谭康官等行商歃血为盟创立公行制度时，日后叱吒风云的同文行掌门潘振承，还是一个留着鼻涕的小孩子，但是到了1760年，潘振承已经羽翼丰满，他经营的同文行已经跃居十三行之首，这四十年里发生了许多故事。谭康官几次入狱之后，谭家元气大伤，这些教训潘振承都看在眼里，所以他出事非常的谨慎，他在把同文行做大做强的同时，也越来越强烈地觉得，需要找个保护伞。

于是1760年他就向清政府提出重新设立公行制度，这个提议正好符合乾隆皇帝的一口通商政策，于是潘振承正好搭上了清政府“以官制商，以商治夷”的顺风车，然而潘振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公行成了他挥之不去的恶梦。

杨舒：2001著名的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在“纵横一千年”的专栏中，评出了一个一千年来全世界的富豪榜，共有50人上榜，其中很多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人物，比如美国的洛克菲勒、比尔·盖茨等等，而在名单中我们也找到了六个中国人的名字，他们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绅、伍秉鉴和宋子文，这些名字我们大多耳熟能详，但唯一一个人的名字比较陌生，他就是伍秉鉴，伍秉鉴到底是谁呢？他何德何能会被登《亚洲华尔街日报》呢？

其实伍秉鉴就是广州十三行中的一名富商，说到伍秉鉴就不能不说十三行历史上，唯一百年长盛不衰的商家潘家，在发家之前，伍秉鉴就曾做过潘家同文行的掌柜，当年潘家可是富可敌国，伍秉鉴也就是在这为日后的发迹累计了丰富的经验和人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