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强拆不影响写作 最终仍要回归文学

许戈辉：想逃离土地。

阎连科：或者说特别渴望有很多很多的钱，那我说今天已经到了这个年龄，写作到今天的时候，已经完全没必要再为名利点头哈腰了，不要为金钱再去每天低着头了。就我的上一代作家，比如在北京，他们都会年龄大住院的时候，因为熟悉，你都要到医院去看他，我几乎就看过好多好多这样一些老作家，在病床上的时候都是告诉我说，连科我真正想写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呢，那当然离开病床的时候你在想，那你年轻时候没写出来你干什么了，当官了、喝酒了、挣钱去了，为什么该写的时候没有写出来。那后来我就说，我唯一的要努力的事情就是有一天自己也像他们一样躺在病床上的是时候，要告诉去看我的人说，我想写的东西都已经写出来了，不能说眼含热泪对大家说，我想写的东西还没有写出来，是什么让你没写出来，是金钱还是权力或者是权力给你带来的恐惧，那种种原因你没有写，会留到你的一生的悔恨和后悔中间去，我想是这种东西让你有那么一段感慨的发言。

许戈辉：我发现您讲真话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还是会不是叫有所保留，但是您会跟大家说，您特别强调说不是我们，而是我，您似乎，我不知道啊，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真实心态，是作为作家总是喜欢特立独行，不愿意把我这个同流于我们。还是说您内心里边怕别人指责说，说你阎连科你能代表得了作家吗？你能够代表得了你们这一代人吗？到底是一种清高，还是一种内心的不够自信？

阎连科：我想可能还是你内心的那种卑微的那种，对自己那种卑微的认识，你会觉得你谁都不能代表，你确实什么都做不成，你能做成的就这么一点事情，你能代表的就是你，确实我这一代作家，我不是特立独行。我经常说，我们经常说对于很多作家来说，写作我们说的那个真实两个字是一个非常基准的要求，就像我们见人要有礼貌，做了错事要说声对不起，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到了中国作家或者今天在我看来，对于中国作家来说，那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境界，表达真实、写作真实。那我想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境界，这在西方人可能觉得这是一个不要去谈的，就像我们今天会说孩子要诚实不能讲谎言，不能讲谎话，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但是在中国，我们包括我们在内，我们却几乎无法做到。

许戈辉：您觉得这个究其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

阎连科：如果讲根本的原因，我们也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除了我们这个文化原因以外，我想中国这么多年的政治动荡、政治风云、政治运动等等等等原因导致的我们这个文化上、人格上很多虚伪的方面，当然还有一点，我们的文化传统上，我并不认为有我们说的那么，我们的文化传统有那么灿烂，有那么辉煌，我们的文化传统劣根性是非常非常多的，也包括虚伪，也包括人际关系。几天之前我见了一个朋友的孩子才十岁左右，在说起李白的时候，我说李白和杜甫你喜欢谁？他告诉我李白是最不值得喜欢的，我说为什么？他居然可以在那个朝廷中间让他写一首诗，他敢让大臣把他靴子脱掉，这不是找死吗？但是这才十岁的孩子，而且我说那应该怎么办，他说你对大臣好一点，叫你写就写，将来不就很好吗？那我说这个十岁的孩子毫无，当然任何错是没有的，但是谁教会让他明白这些东西，一定也不是父亲母亲，也一定不是单纯的说是老师、哪一本书，它一定是我们这样一个文化环境。那我确实非常震惊，觉得十岁的孩子就懂这些事情。

许戈辉：真实、真诚，原本应该是一个最起码的底线，但是在如今的现实社会里已经成了一种奢侈品，所以您说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内在的原因，会促成您那个《炸裂志》里边，人他会有那么极度的这个欲望的膨胀，产生了那么多匪夷所思的故事。

阎连科：像《炸裂志》这样的东西，当然像你刚才说的，人与人之间那种非常纠结的复杂的关系。还有一个情况你会觉得是我们简单说刚开始我们的前十年，人们是在树立理想的时候，中间的十年是让我们培养欲望的时候，这最近十年或者十多年是彻底调动人的那种恶望，罪恶的恶，正因为是我们的欲望和恶望，让这个今天这社会爆炸分裂也好，蓬勃发展也好。我经常说今天这个社会是如此的扭曲又蓬勃，蓬勃向上让我们心里感到一种，深深的感到一种安慰，但那种扭曲让我们无法承受、无法理喻。那我就说的，今天这社会为什么是这样，最重要是理想、欲望和恶望这三部曲，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走，让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也让这个社会变得如此的物质丰富和精神匮乏，没有底线。

我想在《炸裂志》这中间，其实更多地探讨了人的内心那种不可理喻，我经常说在那部小说中，你写十个人物、二十个人物，五十个人物，人人都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所以小说会写到三千万人、五千万人坐着小船从太平洋、大西洋就往美国去了。当然个结果就是让这个城市所有的手表、挂钟全部从墙上、手上落下来，这个小说就完了。那我想是一个极其、极其语言化的、极其神实主义、神实主义的东西，但是可能也表达了我们说的理想、欲望、恶望，最后是彻底的一种绝望。当然这是你阎连科对生活的认识，对文学的理解，可能在生活中，可能我们也会相信美好也是仍然存在的，底层中间的美好也无处不在。

许戈辉：我看到您自己也曾经表述过自己内心的一种绝望，这到底是一种文学性的表达，还是说是一种真实，是一种真实的现实？

阎连科：当然除了文学，可能你个人和对世界的认识也是密不可分的，对人的认识也是密不可分的。我想我这个人不可交就不可交在这里，内心没有那么光明。

许戈辉：现在我们流行一句话叫正能量，就是总希望自己身边的人是充满正能量的，因为现实本身已经很灰色，很让人绝望。

阎连科：我想我经常说，对我来说全部的正能量就是你去坚决有的事情，你坚决不去做而已，你做不到而不去做，这就已经是正能量了，并不能说我们能做出一些非常辉煌的事情，非常光辉的事情，非常光明的事情，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但是有一点，我全部的能力就是某些事情你坚决不去做它，这已经是非常大的正能量了。而且反过来说我们看《炸裂志》这样的小说，看《四书》这样的小说，你把它看进去了，你身上自然也会有一种正能量的存在。你会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人的一种罪恶感，人的一种欲望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它其实在深层也会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正能量的东西来。

许戈辉：事实上这也是我想说的，您刚才虽然调侃自己说我这个人不可交，可能因为我身上没有那么多的正能量，但事实上我觉得在这些年，从您自己坚持写作的题材和坚持要把这些题材推向读者的这样的一种轨迹、一种坚持，我觉得尤其这就是一个最可贵的正能量。

阎连科：做人要做明白人 不要“难得糊涂”

阎连科：那我至少有一点，我想作为一个读者，你吃了太多的巧克力的时候，你也会从黄连中感受到一种甜的味道。当然你如果吃了很多黄连，吃了很多，你会觉得巧克力是非常甜美的，但今天我想恰恰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文学中间，处处充满着奶油和巧克力的味道，那为什么不可能有一两剂黄连给大家尝一尝，可能就这么一个写作态度。

许戈辉：因为中国人好像是集了一代又一代的智慧、经验之后，发出一句感慨叫难得糊涂，但是您呢却说您在追求活得明白，写得明白，这中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啊？我现在还是有点想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两种哲学逻辑呢？

阎连科：那我想其实我也前一段一直在，甚至自己在家里写毛笔字玩的时候，就经常写个何必糊涂，我经常人家说你给我写个字，我就写个何必糊涂，人要做明白人，绝不能难得糊涂。难得糊涂，糊涂你是装糊涂，很明白，当你装的时间长，你就真的变成糊涂人了，所有难得糊涂的时候，我们都认为他是一个明白人，所以他在装糊涂，但是你装一年两年长期装下来，你真的就是个糊涂人。那我就是说你装都不要装，就是明白，要做一个明白人。中国人完全为什么何必糊涂，那就是明哲保身，装傻，今天我们经常说某些人装傻装傻，那就所谓他说难得糊涂，好像是一个哲学的高度。其实我觉得一个人还是谈谈荡荡、诚诚实实，何必糊涂呢，我们还是要做一个明白人，做一个明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