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的生活，其实打仗那几天，贝鲁特是空城状态，我们住的宾馆，平常是游客最钟爱的宾馆，但是我们去时，是我们十几个人的，因为除了记者没有任何其他人。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曾经一个晚上在大堂里坐着，当时有一个黎巴嫩人坚持在大堂里唱歌，有一个女孩在唱歌，有一个老头儿给她弹琴，有几个客人在吃着快餐，当时的感觉很想《卡萨布兰卡》，我跟自己的摄像师说，我认为这一幕真的应该拍下来。你会有一种很箫条的感觉，这可能在我自己人生经历里从来没有经历的，这段生活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

网友：您经常在战地采访出境，正前方就是战火纷飞，请问您那时除了想到给观众发回最真实得消息外，还想到什么？比如说，有没考虑到生命？

陈晓楠：在战场上时，几乎不想别的，每天一睁眼睛，就想在哪里可以找到最独家的新闻，安排第二天的采访，联络更高层次，知道内部消息的官员，那是一种非常纯粹的专注的生活，会觉得时间过得非常快，其实我特别喜欢某一段时间心无杂念，专注让人有无限潜能的时刻，你会发现自己有无限制的力量和潜能，可以达到你自己原来不可以达到的事，我特别喜欢这时刻，那时有时一天只吃一顿特别简单的饭，只是一个汉堡包而已，因为我们要传新闻，基本上每天分秒记录这个时间，现在想来，那是强度非常大的生活，但是当时没有感觉，想到强度大，是后来的事。

尤其当你面临战争时，任何事都是瞬息万变的，你神经高度崩紧，我觉得你是属于一份职业的人，似乎没有别的感觉，当然我们会有很多的人生经历不曾感受到的感慨、和针对，这是我带回来的，我也试图跟大家分享，我一般把这些动作都做到我的片子里，对一个记者来说，我不仅仅把我自己只看成一位记者，我认为对一个人，我认为这是一笔丰厚的财富。

即便做主持人时，我还是一个记者的心态，因为没有人给主持人、记者太严格的定义还有一种说法叫“主播”，我认为我是主持人时，是我在新闻主播台上，当一件大事发生时，我在主播台上把这件事综合叙述给大家时，因为我要综合各个渠道传递给我的信息，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同声传译一些现场发生的事，比如说我们会通过编辑递上来的小条，把现实刚刚发生的事马上传播出去，我们甚至还会通过画面上自己看到的东西，加上我自己联想的背景的东西，把它深入浅出的，而且非常准确、迅速传达给观众。包括我们还会和专家在这样的对谈，整个过程是一个由你自己在组织，好象在打一场仗的感觉，有时甚至会感觉自己像一个乐队指挥，你在掌控这个局面，调动各个可能调动的渠道，这时我感觉我是主持人，没有人会给你提供稿件，或者是帮助，所有东西都是在头脑中，你要梳理出非常清晰的思路。还要非常淡定。

但是出去时我把自己当成一名记者，我认为自己不是在表演状态，我会忘记自己的出镜状态，而更多专注你想问什么问题，对方会给你什么回答，你接下来你如何追问，那时我想要的是故事和事实，以及深层次的东西，而不是顾忌到你在镜头前是一个什么表情或者姿态，我认为记者的感觉还是挺迷人的。

网友：晓楠您好，能讲讲在战场上您和您的同事是如何协作吗？你们的工作流程是怎样的？能讲讲您身边的外国记者如何工作吗？

陈晓楠：一般我们出去采访新闻，尤其像去战场这种，都是非常小的配合，一个主持人加一个摄影师，因为我们要把这个阵容缩减到最小，才好移动，迅速改变你的新闻采访的策略。我的职责去联系采访，联络嘉宾，发现一些新闻故事，发现一些新闻点，我们拍摄时，我认为是一个默契的过程，因为我们大家已经达到自我的默契，你在现场你会发现的东西，他都会给你记录下来，我们会很疯狂的回来把片子剪出来，因为你要赶时间，第一时间把它发出去，我认为这在整个过程中是很痛苦的过程，因为你害怕交出来的新闻比别人晚，我认为这一刻对我来讲很难熬，当然我认为跟摄影师的默契，我们对新闻事件的判断，我们是不是要做这件事的判断。我们在黎巴嫩，我们联系了一个真主党的高层，那时在那种情况下还是有一定危险的，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在定点部分人，包括他们的办公地点，包括他们居住的地点。都是重磅轰炸，我们要去采访他，必须要到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一个地点去，而且多半会是在他们管辖之内的地点，有一定的危险程度，因为那时我们还是会每天听到一些炮声。我那时问了一下我的摄影师，我认为如果他不愿意去，我其实没有任何办法，因为光靠我自己是根本没有办法把这个新闻带回来，我对他们有格外一番敬重，我认为在战场上跟摄影师的这种默契，在我们回来以后，会使我们有一种患难与共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