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外国记者问题更尖锐 我会比记者更用功

2012年03月19日 10:07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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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正完成自身三个转变 开发浦东振兴上海

解说：赵启正说，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不仅要“出口成章”，还要“出口出思想”，而他对自己更加严格的要求，才使得这位老本行是“核物理”的技术型人才，在当今被冠以“中国公关外交第一人”的美誉。从1975至1982年，赵启正用了八年的时间从刚进厂的一名普通技术员打拼为副厂长；41岁的时候，赵启正当选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批高级工程师。

阮次山：这个完全是科技的领域，第一天踏入政坛的时候，您第一个工作，您那个时候的心情怎么样？

赵启正：您在问非常重要的问题，原来我是学物理的，我们的研究对象简单地说，一个导弹飞出去，一个卫星围绕着转，小的说呢，一个中子打到铀原子上去了，叫做“相互作用”，那么现在面对的是人，物质你怎么做实验，怎么做，它对你没有成见，它不会说，明天不理我了。但是人，我如果做不好，你怎么回事，更复杂，更复杂了，所以人的思想，人群的这种思维，我很生疏，当时一位老的领导说，你要实现几个转换，一，你原来是专才，你不是研究物理嘛，现在是通才；一个你微观，物质那么细，微观，现在你宏观，社会；另外你负的责任，原来是局部，现在是全局。三个转变。我很注意，一定要完成三个转变，这就是历史。

解说：1984年，赵启正被委任为上海市工业工作委员会党委副书记，1991年升任上海市副市长。那一时期，中央正在筹备建设上海的浦东开发区，赵启正随即被任命为浦东筹委会、管委会主任。

阮次山：浦东开发区是您从筹备一直到开始，所以从您的眼下，您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成果，现在回头一想，您的心里感受怎么样？

赵启正：心里感觉很有历史感，很有冲动，因为浦东开发是1990年宣布的，那时候中国的处境不太好，所谓国际上，包围和制裁。邓小平先生说，开发浦东，向世界表达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不变，在这种背景下，要向世界表明浦东开发的意义，我们做了很多的国际上的这种宣讲，浦东在哪里，人家不知道，我们得说清楚，浦东是上海的一部分，开发浦东的目的是振兴上海，振兴上海的目的呢，是为全国服务，因为国际对话，往往是分两种：政治对话，首都来进行的；经济对话，是两个国家之间的重要的经济城市来进行的。中国在当时，是缺少这样的城市，有一个香港，最初还没回归呢。回归之后呢，它是一国两制下的香港，那么大陆是不是还得有，有几个候选人，那当然很多了，比如说上海、北京、天津、广州都是候选人，但是比较快的，比较眼前的，上海当时的资格比较成熟一些，但是它不够强，所以开发浦东是振兴上海，振兴上海是为全国服务，在这种背景下，就进展很快，小平同志，中央同志直接指挥，上海市委花了很大力量，所以您看，隔江一望那原来是一片黄土，现在都起来了。

赵启正：大人物鱼贯而行 注重沟通学习优点

阮次山：大家也知道，赵启正不只曾经担任过上海市的副市长，他也是浦东开发区，筹备到落实的负责人。大家也许会知道，如果没有赵启正过去的筹备，今天的浦东开发区就没有如此蓬勃的发展。所以，赵启正在上海，他也是人尽皆知。那么我们再继续听，我跟他之间有关其他的他工作的经验的对谈，尤其是他跟阿拉法特、跟各国元首之间的各种交往的过程，非常有意思，请看。

阮次山：我看到有的报道说，您在1991年12月22号的时候，当初的阿拉法特，因为大雾不能从上海起飞，他很生气啊，他要求用革命的精神让他起飞，这个人我采访过，不是个很容易妥协的人，您怎么跟他交谈？

赵启正：那天雾很大，他到了机场，上海机场不能起飞，要以“革命的名义”冒险起飞，那么谁也劝不了他，我半夜接到电话，机场的路上，只能看到后面一个路灯，这个雾浓到这种程度，可以说摸着进了机场，我先到调度塔，我说是不是确实不能起飞，人家说绝对不能起飞，一定不行的，我就进去了，“阿拉法特同志，我是上海市副市长，您不能起飞！”“我为什么不能起飞？”我说“如果是江泽民主席也不能起飞”，“为什么？”“因为他是我的领导和同志”，他一看这样的比喻，“我有条件，陪我聊天到起飞为止”，这样聊了七个小时。

当然我也介绍一下上海的情况，他说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也有一个机会，也搞一个开发，到时候请你来帮助，临走的时候热烈拥抱，他这有大胡子，我也有大胡子，扎。

解说：在浦东工作时，赵启正每年都要接待两三百个外国代表团，是当时会见外宾最多的地方干部之一。他结交了世界上数十位国家首脑及著名人士，而随着“浦东”这个曾鲜为人知的地方名声远扬，外国人也给了他一个“浦东赵”的美称。

赵启正：大的人物可以说鱼贯而形，我一定要注意，他为什么成为总统，为什么成为总理，他用什么语言来表达他自己，跟我怎么沟通，这就太多太多，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每人学一个他的优点，我觉得我就收获不小。

阮次山：有没有人让你特别觉得钦佩的？

赵启正：法国总统，原来是巴黎的市长，

阮次山：希拉克。

赵启正：希拉克，他是个大人物啊，记者照相呢，那时候还不流行数字照相机呢，正好胶卷是最后一张，他说，我重说，你再照，再重新录像，很平易。那么时间很紧啊，我说你坐上车，我带你浦东转一转，那是开发初期呢，那是1994年，我说这是一个中学，非常好的中学，他说都什么课，我说什么课都有，就是缺法文课，他立刻跟大使说，派两个法文教师来，果然派来了，那么中学里开法文的很少啊，开法文课，他说。

阮次山：说到做到，这不容易。

赵启正：说到做到。

解说：从那时起，这位“浦东赵”就站在了中国对外交往的窗口上。一直以来，他身体力行坦诚交流，深刻对话，而人们对他的评价也从来都是“不回避、很开放、够诚恳、有准备”。赵启正力争要达到与世界沟通的最高境界，他说，“我们要给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

赵启正：美国记者比较刁

阮次山：我知道您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要促成我们对外宣传，尤其对美国的宣传，在这个方面，您觉得回头一看，您当初做的，现在有没有已经加强了，或是您当初的困难何在？

赵启正：当时我们用“对外宣传”这个词呢，很普遍，后来我觉得呢，不管哪本字典，它都注上了，这是一个负面词，有点“强词夺理”的意思，那么我觉得我们是善意地表达中国，所以我就改成呢，“向世界说明中国”，说明中国的历史和今天，说明中国的国情和政策，解疑释惑，所以后来就叫“向世界说明中国”，逐渐地来代替我那“对外宣传”的词，这个还是好的。那么“向世界说明中国”谁来说，当然政府要说，媒体要说，那么民间说不说？要说，民间，凡是与外国有机会接触的群众团体，社会组织，以及一些人物，他们有机会接触，他们讲自己的故事，生动，能够说明一个生动的中国，人家容易听懂，

阮次山：我们再说得细一点，您觉得我们对美国这种工作，有些什么困难，现在他对我们是不是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赵启正：美国对于中国的政策呢，有时候也得费心琢磨，美国的一个大的智囊，在十年前曾经说过一句话，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两面的，两面都是从美国利益出发，他叫engagement（合作）,containment（制约），它两个合起来。

阮次山：有时候合作，有时候制约。

赵启正：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希望多接触，对于遏制我们，我们应当有所反应，也不能接受这种遏制，对。所以这里的确是有反抗和斗争的一面，又有商量的一面，所以跟美国的关系处理起来是较为复杂。

阮次山：那从您的观点来看，现在他还是在两个原则上面，他其实不是不了解，只是有意的呢？

赵启正：我觉得分成民众和国会两方面嘛，民众对我们的了解呢，我觉得不透彻，因为他们多数人没来过中国，是看的西方的媒体，而外国媒体的报道，他们总喜欢报道消极面，或者认为不好的一面，并且报道得不准，不见得真有这个问题，但他夸大了，所以美国民众呢，对中国的好感度也升升降降的，最后会有些误解。总统一竞选，说你失业率怎么这么高啊，都是中国，为什么美国这个美债啊，这么困难，这都是中国赚我们钱多了，都拿中国做替罪羊，拿中国做避雷针，两党竞选，一说不好了，这不是我，避雷针举起来了，这是中国，那么民众弄不清怎么回事，对中国有误解，所以在国际上有些研讨会，叫“十字路口的中国”，你是往哪边走啊，你是越来越强大，但你会不会越来越霸权呢，有的说你会不会走走你崩溃呢，有人说你虽然是强大了，但你很混乱啊，所以向世界说明中国，不仅说明今天，还得说明我们是和平发展的道路，说服也不容易，你得同时输出一个文化，不能只输出，我们的这些各种产品，又是农产品，又是电子产品，现在又是拖拉机，又是大机械，不，还要输出文化，输出文化首先是理解中国人是怎么一个价值观，那么“和”这个字就很好，容易理解，和谐、和平，和而不同啊，这样去理解，我们并不是一种，那种好斗的民族。

阮次山：您觉得这些记者，外国记者，美国的记者，应付起来困难吗？

赵启正：美国记者还是比较刁的，但是我想呢，有一条，他说的问题，首先它事实如何，我先做个判断，然后我要讲明他的事实是否对，他不见得全错，但是他结论却可能错了，为什么呢，他以局部代替全局，有这种可能性。可以说呢，一定要事实清楚，逻辑清晰，同时我要尊重对方，我听他说，您是不是一点有理的地方，有理的地方我还承认，因为我不是说，我们绝无缺点，是我们有缺点的地方，我要退一步，你说的很对，但是你是不是看得有点片面呢，我再告诉你点别的事实吧，是这样，我把这个逻辑，我要展开，我希望他能接受我的一部分，我不指望他全部接受，只要有部分共识，我已经觉得成功了，我绝不指望一个发布会，能解决什么大量的问题，不是，至少他那个小问题他能够解决。

阮次山：今天我们在《风云对话》和赵启正之间的这段对话，大家看了心里可能有很多非常印象深刻的地方。赵启正今年已经72岁，他干完这一届的政协也即将退休。那么在退休的节骨眼上面接受我们的访谈，他回首过去种种，他给我们提出很多的概念，比如讲发言人的概念，比如讲在政府官员面对记者的时候，有很多的思维要进行改造，这些都是在过去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的官场认为，他是个开明派的赵启正。其实，他在过去给我们的印象不只是开明，而且这个人是有非常强的国家跟社会的责任感。所以今天，从他种种的谈话当中，也许诸位可以在怀念这位非常开明的发言人之余，我们还有很多他给我们的思想，跟行为上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