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学生留苏比入党难 学习成绩超苏联人
留苏学生俄语水平提高 学习成绩超苏联人
带着对苏联的憧憬和国家的重托,陈先玉和他的同学们在火车的轰鸣中到达了莫斯科,此时在火车站迎接他们的正是一年前来苏联学习的第一批中国留学生们。一年的时空轮回,一年的勤奋苦读,第一批留苏学子的俄语口语和听力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程志坚:半年以后吧,半年以后或者是一年以后马上就口语,至少一般的口语啊什么东西都没事儿了。
白慧敏(时为中国留苏学生 《光明日报》原编辑主任):到后来我们的学习很多同学都压过他们俄罗斯人,俄罗斯的同学他又反过来找我们,很多问题他们搞不清楚,他就找我们了,都是这样的。
任德贻(时为中国留苏学生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地质系原教授):有的时候他们还借中国人的笔记,也有的,因为中国人比较认真,比较刻苦,也记得比较全,也有借我们的也有互相帮助的,比较好的。
解说: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们在刚开学的时候都是在下课时间借抄苏联同学的笔记,可是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或者一年之后情况就发生了逆转。角色的转变让心怀报国之志的留学生们拥有了更多的精力,学习和吸收他们渴望得到的知识。几天前在留苏预备部里学习俄语感觉轻松的程志坚在到达苏联后,没有想到俄语在学习上也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
程志坚:不行,要不是我说的,我们这些人就是在北京俄语比较好的到那的时候还是蒙,他苏联人讲课,给苏联学生讲的,他没有考虑到有中国同学啊,对不对,他讲得很快,根本跟不上,当时笔记,记笔记也记不下来。
解说:初到苏联的留学生们虽然在听课上仍然吃力,但相比第一批留学生已经适应得多了,对于第二批派遣到苏联的留学生们来说,困扰他们的不再是语言的障碍,而是接下来的一场入学考试。就在他们到达苏联之前的8月9日,中苏两国签订了《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协定》,规定进入苏联高校学习必须要通过入学考试,这对于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陈先玉来说是个不小的压力。
陈先玉:要考试,考试我看了看课程,只有两样我没有沾过边儿,就是世界历史,世界地理,我就赶紧去书店买了一摞书回来,一个月突击突击。
陶瑜瑾(时为中国留苏学生 中信澳大利亚公司原副总经理):离开学还有大概是十几天吧,突然告诉我们说要考试,考数学,因为数学呢这个题目不要语言,不要俄语,考别肯定要俄语考试了,当时我们有点吃惊,没有告诉我们要考试啊,因为我们这样,尽管我们在同学里面中国人数理化是很好的,但是在俄语学校我们一年没有看过数学书。
解说:在苏联的大学里,每一个学期都要进行考试,这也是中国留学生们向国家汇报自己学习情况的主要内容。
沈菊生(时为中国留苏学生 铁道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到考试的时候是一个老师在里边坐着,进来一个人就抓一个题目,然后你抓这个题目以后呢老师让你在旁边准备五六分钟,他说你怎么理解的?怎么问?他提问题,然后弄完以后他就马上打分数。
解说:这种考试方法对于一二年级的中国留学生们来说还是很不适应,因为语言上的障碍,即使是会做的题目也需要用完整的俄语表达出来,为了拿到最优的成绩,中国学生的努力超过了苏联老师的想像。
程克栋:我能够把一本书能够背下来,基本上,比如说地质学,特别是语言课,马列主义哲学呀,像这些课程我基本上能够把它背下来。
沈菊生:我们一般考试应该坦率地说,每考完一个试,一个礼拜吧,把所有课程考完,一个人都要瘦掉四五斤,为什么呀?他吃饭也在想着学习,思想负担很大,每个人考完试多要消瘦一些。
解说:中国留学生们不但要把该学的功课学好,他们还想利用在国外学习的时间多学一些东西,回报国家的培养,当年在莫斯科铁道学院学习的沈菊生不满足于专业所学的知识,在业余时间他找到了一个学习中一举双得的窍门。
沈菊生:从四年级开始我就学英文,再学一门外语,怎么学英文呢?我呢就是晚上我就参加他们苏联大学生的英语班,跟他们一起学英语,这个教课的老师是苏联老师,他用俄语来讲英语,我就跟他们一起学英语,我就有两个目的,第一个他讲俄语我能够再提高俄文,第二个从里边呢他讲英语我还可以学英语,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有时间我尽量让自己充电,就是多掌握一门外语。
解说:中国留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回报国家的激情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影响和激励着每一留学生。
白慧敏:因为觉得自己肩负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来学习,为国家的建设,所以我那个时候好像没有考虑不想学的问题,也许有个别人不太清楚,我们大家都是不懂的专业也在学,都很努力的学,而且学得都不错。
盛中国(时为中国留苏学生 现任中国社会音乐研究会会长):作为一个留苏的群体,国家把我们送出去留学,到现在我也没忘记这个,在国内一个大学生用掉的钱是中国的12个农民一年的收成,才养活一个国内大学生,养活一个留学生,用掉是12个国内大学生的钱才能养一个留学生,12乘以12是多少个农民背朝烈日,面对黄土,辛辛苦苦的一年的收获来养活我们,所以我们有一种使命感,怎么回去报效自己的祖国,所以大家学习是非常刻苦的,而且学习都是非常优秀的。
陈晓楠:对于很多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生来说,在最初的几年,甚至在全部的留学过程当中,过的都是一种苦行僧式的生活,因为学习和思想的压力巨大,有的人还患上了神经衰弱,精神抑郁等等病症,有的人因为难以适应当地的生活条件得了关节炎,偏头痛等,而在列宁格勒湿冷的气侯里,正在读大三的鄷炳林不幸患上了肺结核,本来学习就很吃力,为了治病前后又停了半年的课,所以使馆留学生告知他可以申请回国,但是他知道这个建议的时候他说我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有时候真想一走了之,可是想到国家给我这么宝贵的机会,如果轻率地放弃,怎么有脸面对祖国的父老乡亲呢?他说我一定要留下来就是累死也要留下来,感谢各位收看《凤凰大视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中国50年代留苏学子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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