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法庭抗辩：如共党为抗日利用我 甘愿被利用

解说：说服不成，救国会的举动反倒愈加轰轰烈烈，一时间，救国会变成了国民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

郦波：民主救国会成立之后，在全国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批判的矛头直指当局政府，尤其像他们民主救国会在学生运动中，包括在鲁迅死后，主要的鲁迅治丧委员会的成员，都是当时民主救国会的会员。

解说：救国会就以鲁迅追悼会为由，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活动，这样就等于是激起了当局的忌恨，尤其是你以几年鲁迅为名，一路上唱《义勇军进行曲》，然后高呼口号，高呼停止内战，高呼一致抗日，因此当时蒋介石闻之此事之后就非常不快。

郦波：到最后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在民主救国会支持并策划，上海日企工人的反日罢工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非常显著。

梅毅：救国会作为后援会声援上海工人罢工，等于就更深入地介入到政治当中，而且日本政府，日本商会也向蒋介石施压，这个时候蒋介石就不得不出面，来对救国会进行处理。

解说：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已将攘外御侮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蒋介石开始提出，最后的牺牲和最低限度容忍，国民党正面抗战已拉开帷幕，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蒋介石显然无法容忍一个民间社会团体来挑战政府主导抗战的话语权，也绝不能容忍其打乱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最高纲领。

陈晓楠：和中共关系密切，积极策划地方实力派，联合文化教育界，自办报刊杂志鼓吹，发动群众运动，以上行为，无一不是在挑战着作为执政党一方的国民党的忍耐底线，作为社会精英的七君子都是在各个领域名噪一时的人物，他们所发动的种种行为，显然获得了共产党的呼应，也引发了爱国民众的支持。迫于舆论，国民党方面迟迟没有动手，直到1936年11月23日，才以涉嫌共党分子的名义，把沈钧儒等四人逮捕，章乃器，李公朴，史良随后自动投案。这原本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拘捕，如何能在法律方面获得认同呢？以三权分立的体制行进至今的民国政府，开始面临着这道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民众不服，舆论不服。

郦波：当时这个案子一开始就介入法律程序了，不是按照秘密抓捕的形式，而是走司法程序，但是沙千里当时就指出来，要走司法程序你们抓我们，这是不合司法的，为什么呢？第一，你是非法逮捕，沙千里说你们逮捕我们的时候没有拘票，也没有法院的传票，也没有拘票，也没有罪名，你什么罪名逮捕我？你没有遵命。

梅毅：逮捕救国会的法律依据是当时的一部叫“口袋罪”叫什么呢，叫《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为什么叫“口袋罪”呢？就是说反正找不出来的这些罪过，你就统统地往这个袋子里装，总是能以这个罪名来把这个人给抓起来。

解说：经过二十余年司法独立精神的熏陶，无论是民众还是媒体，都已对相关法律程序驾轻就熟，更何况身为社会精英的七君子等人，首先他们便提出了管辖错误。

郦波：他们当初三个人是在法租界被捕的，法租界和当时的中国政府有一个协议，如果没有犯罪行为指认的话不予起诉，也不会把他移送到租界之外的。后来七君子的案子一会儿是江苏高院，一会儿是上海地方法院，后来又被押送苏州高院，所以沙千里他就讲这是管辖错误，所以这个案子根本就不是一个司法案件，这是什么？这是政治案。沙千里很明确地说，这是政治案，不是司法案，虽然你们想以司法的名义来审判我们，但是你要以司法的名义看，你们完全是违法的，违背了司法精神。

解说：更令国民党感到恐慌的是，不仅媒体舆论对国民党极为不利，为七君子呐喊助威者也络绎不绝。

傅国湧：包括最有名的就是宋庆龄和何香凝，发起了一个爱国入狱运动，就呼吁，就是大家签名，自愿入狱，就是来跟七君子同罪，爱国有罪的话，他们也有罪，叫爱国同罪，甚至还跑到了监狱门口，这个事在当时影响也非常大。

郦波：甚至引起世界范围内的轰动，像爱因斯坦，罗素这些人，都纷纷致电给国民党政府，要求他们释放七君子，尊重知识分子。所以这个案子到最后其实国民党采取了对七君子的抓捕，我个人感觉是一种恼羞成怒式的本能反应，但这个反应太缺乏理智了，造成的恶果，造成的一种是对司法制度的伤害，对社会公平正义理念的伤害，对知识尊重的伤害，这个恶果非常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