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法庭抗辩：如共党为抗日利用我 甘愿被利用

核心内容：然后沈钧儒说，如果共产党利用我们是为了抗日救国的话，我们甘愿被利用。抗日救国有错吗？这是一个民族大义所在。

凤凰卫视2月6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民国司法的进程如果我们按时间的脉络来看，虽然经过了北洋政府的一个曲折时期，但是它的走向依然是沿着中华民国建国之初的三权分立的体制来进行的，强调司法独立，强调法制精神。然而，近代中国极不稳定的政治局势终究开始感染国人已逐渐接受的司法独立的精神，政治开始不断的渗透到司法，左右司法。

严格说起来，这一征兆自七君子案开始，梳理这个案件过程我们就能清晰地看见二十余年来苦心追求的司法独立之精神是如何一点一点的陨落的，并且最终成为了政治所把持的道具。自1912年到1936年，二十四年间，民国司法有盛而衰，从此绣迹斑斑，再无复返。

解说：七君子一案本身并不复杂，表面看来它是因爱国而引起，实际上仍旧是政治的产物，在1936年6月，一个名叫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民间组织成立，其目的是鼓吹停止内战，抗日救亡。

傅国湧（学者）：日本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然后在东北已经占据了，东北之后它就开始往华北推进，那这样的话，事实上就是说中国的民族危机在九一八以后一直是压力很大。那么到了1936年这个时候，就是上海为中心，就是这种主张抗日的声音越来越大，其中有一批各有自己职业的人，就是后来所说的七君子这些人，他们当中光律师就有好几个，史良、沈钧儒、王造时都是律师，还有沙千里，这里面律师就有四个，有银行家，有大学教授，有杂志主编，来自不同行业的精英们。当时主张抗日的主要是这些人。

他们就开始在各自的职业范围里面有影响力，他们跟那些有共同抗日倾向的人开始在酝酿，就发起民间的团体来给政府施加压力，让南京政府就是抵抗日本人，做出强硬的姿态。但是他们不知道蒋介石有他的更长远更全面的抗日计划，这个是民间不知道的。所以他们认为政府太软弱了，他们希望政府强硬一点。

解说：这个简称为救国会的组织，其宗旨是：“团结全国救国力量，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这个宗旨的潜台词实际上非常明显。

傅国湧：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当时是统治集团，它对救国会这种自发民间团体崛起当然是非常的恼火，非常的忌讳。共产党作为当时非常边缘化的，偏处于陕北的这样的一个反对组织，一个革命组织，它当然是热烈的欢迎在统治者眼皮底下的那些反对力量的冒出来，这成为它的同盟，会给它带来新的机会。所以这两者之间，两党之间对这个看法是截然不同的。

梅毅（作家）：而当时中共在1935年10月1日，救国报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已经呼吁全国各党各派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在这种大形势下，那些民主人士也确实是积极响应。

郦波（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当时的救国会和中共的关系确实很紧密，当然是源于共同抗日御侮的这种时代背景，所以像救国会后来提出共同御侮的最低要求这些文件的时候，都是有中共的影子在里头，有它们的参与在里头。所以国民党对这一点很难容忍。

解说：七君子中的沈钧儒、章乃器等人，曾将纲领递交当时的上海市长，希望得到承认。但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铁城却认为他们有政治野心，要求立即解散。并如此说道：“你们要做民族英雄吗？那就让你们尝尝民族英雄的滋味。”

傅国湧：最主要的我们该开起来就是说，他们既做了结社自由的事，又做了言论自由的事，还在做一些街头运动，实际上也可以集会自由的事。宪法所赋予人民的那些基本自由的事情，他们都充分的行使了，充分的都做了，这个都是国民党非常不高兴的事，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事。

梅毅：七君子案前夕，这个蒋介石，就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后，蒋介石当时也很矛盾，干吗呢？抗日有心，欲战乏力，因为当时蒋介石你说他不想抗日，那绝对是瞎掰，蒋介石很想抗日，但当时国内的形势使得他确实是分身无数，而且当时中国的国力也不能让他马上做出即可抗日的决定。而且当时中国只是名义上的统一，包括当时的中共，还有各地的军阀，等于是对于蒋介石来讲都是心腹之患，他就等于说是什么呢，安内攘外的这样一个理论作为他的基础。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就无法容忍任何一个团体来扰乱他当时攘外安内的这样一个政策。

解说：在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一方看来，这些人名为救国会，实际上就是共产党，至少也是帮着共产党，这在以攘外必先安内为最高纲领的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看来纯属捣乱，于是在事件之初，蒋介石也做了一些怀柔工作，试图说服救国会的人。

梅毅：蒋介石还曾邀请过沈钧儒、章乃器和李公朴三个人吃过饭，当时就是说你们在这个时候不要给党国添乱，可是这些人也明确表示，我们这阵谁领导我们抗日我们就支持谁，谁反对抗日，谁进行内战我们就反对谁。当时实际上他们也就是非常严词拒绝了蒋介石对他们这种拉拢和安抚的这样一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