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校长梅贻琦夫人曾上街卖糕点 补贴家用
汪曾祺:茶馆里泡出来的小说家
曹傅钧(时为西南联大学生):因为大多数的学生都是像我这样从沦陷区来的,因为在东南方面,或者江浙一带,或者华北一带,这样的人来的最多,但是甚至于也有东北的。
李良驷(时为西南联大学生):有时候困难到什么时候呢?没有米了,买不着米啊,就吃那土豆,马铃薯啊,马铃薯煮了跟饭做在一起,吃几天无所谓,吃上一个月两个月呢,都是拉肚子。八
赵震炎:出贷金是勉强够你吃饭了,你总得还得花零花钱吧,你总得花点钱吧,买点衣服买点什么,总得花点钱,那就联大所有的大学生,只要有办法都是在外面兼差的。
吴宝璋:所谓兼差就是在课余去找一个工作,然后挣一点钱,然后交学费,来自己生活的费用靠这个东西。
李曦沐(时为西南联大学生):有的当中学教员很好的职业,一般你还找不到呢,那位置是有限的,干什么都有。
胡邦定:比如经济系的他学会计,在金店,因为那时候卖金子的,卖首饰的,包括卖黄金的那个金店做会计记账的,那是收入比较高的,还有在中学固定的兼课的,收入也比较高一些。
李良驷:我做过很多工作,最多的是做家庭教师,愿意考大学的做家庭教师,到报馆里边,那个时候排铅字,去排铅字,到电影院去放幻灯,那个时候是无声电影,幻灯,都做这些。
段镇坤:我是晚上工作,上夜班,我当这个要闻编辑,晚上上班,白天上学,所以我们有很多同学后来熟悉起来,就是觉得我这个人很奇怪,怎么上课老打瞌睡。
王景山:去当一个暑假家庭教师,给你的报酬不错的,我在一家做了一个暑假的家庭教师,拿到的报酬够我吃了一个学期的校外的早点。
胡邦定:那时候没有条件拍电影,美国电影,美国电影,能够直接听美国人对话的那毕竟是少数,所以最早的时候是,就是一个人在旁边口译,我听他们说很有意思的,玛丽跟约翰接吻了,在那旁边喊,后来嘛就进步了,用打字幕,打字幕嘛,做这个翻译的,包括教授也做,穷啊,穷。
沈克琦:兼差呢我就做过几个,一个当时物理学会这个秘书,是在我们系的虞福春先生,他叫物理学生刻蜡版,找我们两个同学经常帮他刻蜡版,一个月给两块钱,很好啦,一个月两块钱可以解决问题,吃顿早饭才几分钱,那这是一件事,这都是经常有的。第二个,我就到那个,有个中日抗战史料委员会,编辑委员会啊,就我们学校附近,也是联大教授管的,他要求贴报,贴报纸,报纸剪下来军事的搁在一块,经济的搁一块,分门别类贴。贴几个钟头给一些钱,我也去贴过,钱不多,反正不管。给一毛两毛也是好的,几毛钱都是好的嘛。
赵震炎:我甚至接过一个做广告的任务,就是有一家,也是老同学介绍,说是要做个电影广告,就是一般放电影以前不都有广告吗,就有一个轮胎公司,一个轮胎,就是卖轮胎的一个商店,要在电影院里做一个广告。那么昆明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院叫南屏电影院,那是很有名的,大家都在那儿看电影的。那么要在南屏电影院做一个他那个商店的广告,就问我做不做,我说行啊,做,我于是就给他画了一个大轮胎,然后给他写上他公司的(名字),做一个广告。那么这广告后来放了,放了以后,说实在的,我看了以后我实在觉得很丢脸,做得实在太难看了,看了以后自己觉得都看不下去,觉得很丢脸,这事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有那么有趣的事。
解说:在联大学生各种各样的兼职中,有一种兼职让学生们记忆深刻,因为这个同学所兼职的差事几乎事关昆明城内所有人的生活。
吴宝璋:所谓这个放午炮,就是我们当时这个旁边大西门,当时也不是手表和钟那都还比较少,就靠这个公益的,中午放那么一下报时。这些工作都由西南联大的同学们来干,自从他们来干了以后,这个午炮放非常地准,当然也有一次例外的,说他们有一次看那个足球赛,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足球队来比赛,结果为了看这个,把这个午炮先提前放了,留下那么一段故事。
申葆嘉:所以有一天我们吃饭的时候,看见一个高年级的同学急急忙忙,碗一放就跑了,怎么了,他饭没吃完,旁边人说他忘了放午炮了,他赶紧放午炮去。
王景山:学生的贫困在联大从来不受到歧视,互相之间固然是你也是穷学生,我也是穷学生,即使当时比较富裕的,也从来没有说看不起贫困学生,没有这个情况。
解说:物质的贫困丝毫没有减弱联大学生们求学的信心,半工半读在学生中间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风气。
陈晓楠:云南人一贯爱喝茶,茶馆遍布,而泡茶馆也是大部分西南联大的学生们每天必做的功课。在西南联大每个班呢没有固定的教室,而且教室里只有椅子没有桌子,根本无法摊开书本写字,而四十个人住一间房的宿舍里阴暗潮湿,也同样没有书桌,学校里唯一可以提供上自习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但是呢,有多达两三千名学生的西南联大图书馆只能提供不到两百人的座位,所以说茶馆也就成了一个联大学生们不得不去的好地方。
解说:让我们来倾听一下这些现在已到耄耋之年的联大学生们是如何回忆那段开始泡茶馆的日子。
沈克琦:学生学习都是很认真的,因为第一考上西南联大就不容易,大家很珍惜这个机会,第二呢,他真想学,大部分同学真想学习的,那么所以我觉得,大家学的都比较认真,虽然当时条件困难,生活条件很困难,吃的不好,住的很挤,四十个人住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十个窗户,一边五个,那么每一个窗户底下是两张双层床四个人。
胡邦定:两张双人床之间有一个木板钉的一个,也没有抽屉,底下可以放,基本也不能放什么东西,因为昆明一下子人口增加那么多,它那个电力不够,220伏的东西灯光暗淡,你不可能在那儿看书,不像现在的教师都开着灯亮得很,那时候没有办法,只有两条出路,一条是抢图书馆,一个条件是坐茶馆。
沈克琦:图书馆看书桌子很大,椅子也挺舒服,很好,看书很好,包括房间本身也很高,它一层楼嘛,房间很高,通风什么都很好,图书馆的地方不够啊,抢啊,怎么抢呢,图书馆开门以前都排队,排在那个图书馆外头,一开门就哗都涌进去了,有几次把门都挤坏了,为什么挤进去呢?两个,抢位子第一个,第二个抢书。因为他当时有的书就一本两本,你一借了后面人借不着了,可见大家有这个热情,不然谁还去抢,挤在门口去抢呢。
周锦孙:当时联大前面有一条龙翔街,一条叫凤翥街,这两条街几乎全是茶馆,当地有些是,可能就是因为有联大新开的,这茶馆我现在也不太了解,也是非常开放,你进去一杯茶坐一下午,甚至连到晚上,他也不干涉你,茶钱也不贵,他这个茶馆怎么维持,有时候我想也想不通,就好像有意它创办这个地方,供应联大同学一样。
记者:您觉得他们不挣钱是吧。
周锦孙:我觉得很难挣钱,因为学生进去就不走,所以一天卖不了几杯茶,茶钱也不高,他能不能维持,只是后来回想起来觉得有点奇怪,好像他们在行善一样,这个迷到现在我也解不开。
解说:至今仍然觉得这是个难解之迷的周锦孙,很难理解当时茶馆老板们的想法,一家茶馆里如果从早到晚都是一杯茶坐一天的穷学生们,那这茶馆的营生又是如何经营下去的呢?或许大部分老板都很能理解流浪学子的苦楚,有些茶馆甚至还针对学生,专门提供了喝白开水只收费3分的服务。
王景山:所以联大到茶馆里头干什么的都有,在那儿看书的,写文章的,会见女朋友的,那时候叫做泡妞,不好意思啊,泡妞,到那儿聊天的,到那而泡一杯茶就在那出神的,也不知道他干吗,就在那儿坐,坐一上午。还有在那儿开会,各种各样小型的会议都可以在那儿开,讨论都可以。
李良驷:就买一碗茶,几分钱,不到一角钱,一碗茶他不断地给你加水,好在就是他有一个桌子,几个人可以一个坐一边,可以讨论,可以不讨论,可以自己看书,好在呢,他有个灯,那个时候我们叫媒气灯,就是打气,烧煤油的,很亮。它的房间里边挂了一盏灯,大家都可以看书了。
王景山:泡一杯茶喝一天,老板娘也无所谓,你临吃饭的时候告诉老板娘我这杯茶别收,我吃完饭接着还得来。
李良驷:在茶馆学习,就几个人看累了就聊天,有钱呢,茶馆还可以买一点瓜子,花生米还可以,还有一个好处,如果肚子饿了,有时候饭吃不饱,附近都有一些小摊的面馆什么吃一点,都可以的。
解说:王景山老人甚至还有过在茶馆里过除夕的经历。
王景山:我在那儿有一次在茶馆里坐了一夜,三个同学都没有家,过除夕,过大年除夕,茶馆里坐了一夜,聊天,因为没有家可回,昆明又没有亲戚,也没有人欢迎你去过年去,过除夕,三个人在那儿,过了一年,过除夕。
解说:街边老百姓人家把门打开,一间屋里放几张桌子,再放一个炉子,烧上开水,一张桌子边坐着三四个学生,一坐就是一天,联大校门前的那几条小街上八年里,日复一日便是这样的光景。
陈晓楠:曾几何时,著名的小说家汪曾祺先生就曾经是联大学生当中泡茶馆的一员,他呢还曾经自己说,自己就是茶馆里泡出来的小说家。不知道多年以后他写《沙家浜》的时候那个著名的唱段,“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是有多少是来自想像,又有多少是来自记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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