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送书下乡：新华书店员工担箩筐挑百斤书

解说：由于长期受事业体制束缚，干部职工对改革存在很多顾虑，害怕因体制变动而利益受损，害怕不能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等、靠、要”思想比较严重。

王亚非：作外经贸这些其他的企业早就走到市场化了，早就有这种竞争意识了，早就有这种商业经营的概念了，而我们文化传统这儿呢，还在一种比较半睡醒，半没睡醒的状态，好像自己还是一个国家养的人，好像我这个产品就不应该走市场，就应该是享受什么待遇，还有一种幻想。我来的时候很多社长，包括财务，我们的日子很好过，有多少账，还有多少钱，在我干脆一听就很蒙。说你账上有钱干什么呢？一个正常运转的公司，只要能保证开门的钱在账上，其他的资金全部要进入经济循环，要进入这种产生新的效益。所以当时他账上有钱，我很恼火，我说你把钱都留到账上干什么？这钱要用，要生钱，钱要生钱嘛，创造效益。

解说：改变观念成了王亚非推动企业改革的首要之举，一上任，他就全集团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名为“头脑风暴”的运动。

王亚非：我们开会的时候100个人，只有70个人的饭，你动作慢你迟了没饭吃，当时讲怎么只有70个人的饭呢？我说那你抢啊，你抢到就吃，抢不到就不要吃，对不对，市场经济就是这样，就是那么大个份额，有这么多人在争，我不用解释市场什么样子的，反正市场只是70分，有100个人抢，你抢的上你就有饭吃，你抢不上你就饿。你这顿没抢上，下一顿抢上也可以，你要是3顿抢不上你就淘汰了。市场经济就是优胜劣汰嘛。

解说：作为一个曾在经济部门工作过的人，创造经济价值成了王亚非不二的目标，在出版、印刷等传统领域之外，他努力拓展文化产品在其他领域的利益空间。

王亚非：就是一本书出来，马上告诉你这个书出来以后数字版怎么做，能不能进入影视剧、能不能进入游戏、能不能进入动漫、能不能进入IP定位系统、能不能进入云阅读系统，马上就是整盘考虑，一本书，这就叫项目。不按项目考虑，如果只按一本书考虑，太单一了，就是资源投入产生效益太少，它不是一种图书，而是一种产出。再说作为一个企业负责人来讲，你考虑问题绝对不是单一的，绝对是一个整盘的考虑，才能够发展。

所以我经常给出版社社长讲，你们做出版社，不是做一本书，两本书，而是做了一个产业，这是做产业，产业必须要有辐射、必须要有深度、必须要有影响、必须要有连带、必须要有观念才能把这个整盘带起来。

解说：王亚非提出要在文化产业和出版主业之间共建一个平台，推动二者在经营理念、市场能力等方面的互动交流，促进主业和相关产业的资源、人才、信息的合理流动。

王亚非：你只有在钱，经济效益比较好的情况下，你才能够拿出来富余的资金，投入资金来支持精品和传统。比如说我赚了10块钱，我拿了7块钱在养人、养势，在养发展，还有3块钱要给社会作贡献。就是我觉得文化要有精品、文化要有储存、文化要有传承，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只有两个能留得住，一个文物，一个图书，甚至最重要的是图书。

解说：经过一年多的改革，干部职工思想观念大为改观，而一度以经济人面目示人的王亚非也在向文化人的身份上发生着改变。在集团获得丰厚经济效益的同时，他积极通过投资、扶持、奖励等形式，重点支持各出版社在重点领域有畅销潜力，特色明显的出版项目，一大批精品作开始不断涌现。

王亚非：《昆曲大全》、《黄梅戏大全》、《徽班进京》都是我们做的，我们做了很多英文版的中国戏曲。这个现在在英国皇家戏曲学院的教材正在用我们做的英语版的戏剧，比如说这个昆剧的《曹操与杨修》，京剧的《大闹天宫》，黄梅戏的《天仙配》。我那些同学还有老师，在国外英国皇家学院，旧金山加州大学，当作中国戏曲教材在教学生，用的就是这个版本。包括我们现在做的《复兴之路》，一个展览叫《复兴之路》，把《复兴之路》所有图片经过整理，改成英文，变成《中国道路》再拿去印。这个你说完全从经营效果上说，包括故宫、珐瑯器啊、陶瓷啊，各种玉器啊，它不见得都拿来做市场，它也是种传承。

解说：就在安徽出版改革如火如荼进行之时，中国内陆省份湖南也在出版业改革中尝试着突破。2007年，当龚曙光接手湖南出版时，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已经过半，彼时湖南出版并没有在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的名单中，改还是不改，成了龚曙光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

龚曙光：你比方说你动了人家的奶酪，人家要找你拼命的，你动了过去的制度，那么新的制度如果不能够跟上，你会形成断裂的。第三是改革之后你未必能够马上形成新的生产力，那么老的生产力已经失去，新的生产力跟不上，你又会形成产品或市场的空档。所有的这一些加在一起，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敢不敢面对。

解说：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虽然湖南出版一直走在中国出版界的前列，然而改革的浪潮却让这批出版湘军又一次坐不住了。

2008年初，湖南出版将公司上市，作为企业发展的突破，成立了由董事长亲任组长的，改制上市领导小组，用不到8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企业上市的各项准备工作。

2010年10月28日，中南传媒成功在上交所挂牌上市，这是文人龚曙光打出的第一张经济牌。

体制的改革是可选择的，业态的变革是必然的，对以传统纸制出版物为主要产品的中南传媒来说，数字和信息技术带来的冲击使企业在文化体制改革中闯出了一条新路。

龚曙光：这个改革不仅仅是改体制，不仅仅是改身份，它一定还伴随着要改技术、改业态、改产品。过去我们可能卖可课本，卖一般图书，后来我们也卖报纸，但现在我们就要卖我的数字出版产品，我就要卖我的这个数字化解决方案的设备，我要卖数据库，我要卖这个政务派，我就卖这些东西了，所以我们产品也已经有很大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