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送书下乡：新华书店员工担箩筐挑百斤书

核心内容：五十年代我们就有新华书店的员工担着箩筐，挑着100斤的书翻山越岭，把书送到乡下去的这样的历史和传统。那么今天只是我们用更现代的“汽车书店”，把这样的一个传统延续下去。

凤凰卫视11月13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文化产业一词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进入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短短10多年的时间，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文化生产力被激活，文化产业也异军突起。在文化产业的诸多领域当中，出版业存在的意义在于生产和提供出版物，满足大众多层次的文化需求。而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出版业繁荣的根本在于面向市场。

不过事实上中国出版行业的市场化程度普遍不足，整个出版行业资源的配置方式还是大量留有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子，中国的出版社一直在事业身份、企业运作的模式之下运营着。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两种身份之间的矛盾也愈发凸现出来。

解说：2012年9月28日，秋风阵阵，合肥北郊天鹅湖畔，一场庄严的升旗仪式在安徽出版集团的企业大院内隆重举行。全集团2000多员工悉数到场。

过去十年，一场有关文化体制方面的改革在这个企业中悄然进行，并深刻的改变着这里的每一个人。

王亚非（安徽出版集团董事长）：现在我们所有的员工都会讲，资本市场、整合资源、资金使用率、净资产增殖率、净资产收益率都会。特别特别是我们公司上市以后，每个职工都关心自己的股票，对不对，我们每做的贡献对股票有少贡献率，这个股东收益多少，大股东收益多少，小股东收益多少，都很懂。最大的变化就是，现在所有的文化人都会讲经济词汇了。

解说：然而十年前，当王亚非第一次走进这家企业时，情况却是天壤之别。2005年10月，在经济部门任职的王亚非被调往安徽出版集团出任老总，对于那时企业的面貌他仍记忆犹新。

王亚非：我前几天还在厅长办公室上班，拎个包就到这边当老总了，老总第一句话就叫我改制，就我上班的第一天，工商局的登记出来就变成企业了，几千个人一下就变成企业了，感觉就是天渊之差，就是从一个一个很激烈的战场到了一个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战场的一个地方，什么叫商场也不清楚。我们原来在经济部门讲的一些什么拉开差距啦，或是竞争啦，包括这种考核啦，这些都是绩效挂钩啦。在这个行业里面一开始讲都听不懂，大家对市场根本没概念，很害怕，就是一讲要走市场，他就很害怕。

解说：从一个经济人到一个文化人，十年间王亚非见证了一个企业的转型，安徽出版从最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出版社到拥有17家下属企业，资产收益率居全国文化企业第一的集团公司。在中国出版业体制变革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缩影。

与王亚非的身份转变不同，成为一个文人，曾是龚曙光青少年时代的梦想，今天作为一个经济人，或者一名企业管理者，似乎有点南辕北辙，种豆得瓜。

龚曙光（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接了湖南出版这样一个地方，它实际上它已经交了一份家当给你，而且这份家当是几十年几代人他们积累下来的，当我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深刻的感觉到我已经作为一个接力赛的运动员，我已经被命定的放在了湖南出版接力赛这样一棒中。那么在这一棒里面，你跑得好还是跑得不好，你还要把棒交给人家的，所以你就有一个既面对前人也面对后人的事情。

解说：2007年，从事文化行业多年的龚曙光，接手湖南投资控股集团出任老总，这间前身为2000年在湖南新闻出版局所属企事业单位基础上组建的湖南出版集团，2004年整体转企，至2007年，集团公司已跻身全国出版集团第一方阵。

当一个时代选择把经济作为推动这个民族进步，国家强盛的主要力量时，它必然吸附，裹挟着一些优秀的人加入这个行列。不少文化人慢慢变成了经济人，也有很多经济人慢慢走到了文化人的行列。这种经济和文化的交融，以及从业者身份的变迁或重合，或许这个时代文化发展的必然。

中共十六大以来，新闻出版业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120多家各类出版集团先后组建，49家企业在海内外上市，包括印刷、发行、出版在内的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转企改制的任务基本完成。

王亚非：从事业转成企业，企业就这个标准，自负盈亏，对不对，自主经营，那这两个标准首先让你要考虑，你能不能自负盈亏，你能不能自主经营。

龚曙光：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它和其他国有企业的改革不太一样，过去我们所说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它都是穷则思变，因为绝大多数的企业因为做不下去了，企业已经倒闭了，解散了。但是文化企业不是，文化企业应该说它是困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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