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送书下乡：新华书店员工担箩筐挑百斤书

解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按照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资源，尽快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目标，组建了中国的单位体系。自此以后，“单位”作为一种由私有制向公有制过渡的“渡船”，成为中国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得益于这种国家体制的优势文化单位从无到有，曾繁荣一时。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事业体制的束缚开始逐渐显露出来。

柳斌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因为它是政府批准设立的，它是只能生不能死，长生不老，没有那种市场淘汰的那种机制，企业这个只生不死，人员只进不出，干部只上不下，不看市场看政府，文化市场需求它不管。政府要做什么给它什么钱干什么事，它完全是依赖这个来生存。

解说：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体制发生重大变革，出版业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使出版单位逐渐摆脱了计划经济模式的束缚。

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概念迅速渗入到各个领域，下海经商成为潮流的选择。一度捧着“铁饭碗”的文化单位也逐渐萌动。一部分职工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搞私产，大批从事图书、艺术、动漫的工作室在短时间内纷纷成立。

柳斌杰：这些工作室的主要骨干力量其实就是原有的国有文化单位的那些骨干力量，它的这样的旧有的体制内，他发挥不了作用，也实现不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他的利益也得不到满足，而他把这个精力放在工作室里面去。所以国有单位文化创造力越来越弱，工作室一时间就显得创造力大大地迸发出来，那么好多精品力作都是他们策划、加工、制作，这就是对当时整个旧体制一种难以为继的根本性的挑战。

解说：2001年中国加入WTO，承诺开放文化市场，并允许外国文化产品和文化企业进入中国，在这一局面下，中国本土新闻出版业内困外忧的现状越来明显。

柳斌杰：旧的文化体制与经济体制不适应，与市场运行的规则不适应，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不适应，更不适应正在发展变化的这个文化传播的技术变革，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大家都一致强烈地感到文化体制必须要进行改革，不改革那么就难以为继。

陈晓楠：一旦把市场的该面运用到文化发展上来，很多人思想观念的转变就成了个难题。在文化转企改制伊始，很多人认为这真是个天方夜谭，文化怎么能够转企改制呢？企业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怎么能够用来搞文化呢？再一个就是变化企业了，那文化导向方向怎么能管理呢？能不能管理得了呢？文化产品进入竞争，能不能保证它的健康发展，会不会为了应和市场成了低级趣味的东西呢？由于这些顾虑的存在，不理解不支持的声音一时间甚嚣尘上。

解说：长期以来，伴随文化体制改革的最大争议在于文化的特殊属性，也即公益性和经营性之间的矛盾。

200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厘清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首次提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概念，2005年新闻出版总署明确了分业改革的思路，即把文化分成依靠竞争的文化产业和依靠政府支持的文化事业两种类型，区别对待分别设计改革的路线。

柳斌杰：博物馆、图书馆、艺术馆，这样为广大的民众服务的公共文化事业它是不能以盈利为目的的，这个就是由政府来支持，政府来主导。那么另外一类就是经营性的，可以进入市场竞争的，能够成为产品，这个主要作为经营性，当时决定出版、发行、印刷、电视剧制作、电影、文艺院团、新闻集团、互联网，这都是经营性的，必须推动它转企改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管理体系，那么参与市场竞争，培育市场主体。

解说：2005年10月，王亚非从安徽省外贸厅调任安徽出版集团出任老总，履职当天他就接到了转企改制的通知。

王亚非：当时一片混乱，很多人都在那儿发愁，就是说他不是说他不想干，他不知道怎么干，很担心前景，很担心自己的后路，很担心这个公司能不能搞得好，当然最担心是我了，来一个不是干文化的，什么人把文化干好或者不干文化了，把我们搞的干成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