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师成文革危险职业 上课被称“放毒”

2012年02月29日 09:55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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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楠：1966年有人在教育部，贴出了一张针对叶圣陶的大字报，叶圣陶得知以后，让儿子叶至善去把大字报一字不落地抄了回来，对于大字报里批判他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祖师爷和阻碍教育第一人的说法，叶圣陶很难理解，但他还是觉得或许自己真的是跟不上这个时代了。叶圣陶认认真真地写了一篇检讨，但却不知道去交给谁，因为教育部已经取消，人教社也全部解散下放。

解说：1966年初，在人教社的沙滩后街55号院里，不断会有一批批的红卫兵进来批判，矛头大多指向承担着思想教育任务的语文科目，语文课本里的一些经典名篇，都成了批判的对象。

顾振彪：让我们中学学的教材，特别是我们语文教材、政治教材、历史教材，说是风资修的大杂烩，是毒害青少年的精神鸦片，这种情况下面，当然整个都要砸烂的，批倒、批臭，所以这个人教社的编辑大家多是感觉好像有罪的，因为你毒害了青少年。

刘国正（原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刚开头这一段的确闹糊涂了，我就糊涂了，我曾经跟一个老同志说，我说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领导的吗？怎么这样啊，结果够来就成了我一条罪状，伟大领袖毛主席直接发动和领导的，你说不是毛主席领导的，你什么意思，哭笑不得，现在听了是笑话了，在当时苦闷得很，压力很大。

解说：1966年5月，中央下达通知，指出中小学的语文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能再用，人教社全体成员随即被下方到安徽凤阳五七干校接受改造，语文教材也由各地自行编辑。

秦兆基（江苏教育出版社）：编的课本主要就是讲歌颂文化大革命，歌颂三面红旗的，因为那些作家的东西，老作家的东西都不能进去的，冰心的、巴金的甚至峻青的、郭枫的，都不能进的，就没有人可以进了，要么样板戏，除了样板戏以外，除了样板戏，毛主席著作，两报一刊社论，没有什么了。

解说：对于当时的中学语文老师周正逵来说，使用这样的语文课本，是一件十分苦恼的事情，因为全书几乎找不到一篇有语文之美的文章，唯一可教的也只剩下毛主席诗词。

周正逵：毛主席诗词你得让我讲吧，毛主席诗词我能讲能唱，这学生也很欢迎的，再一个呢就是选鲁迅的一些作品，那你就现在是名正言顺了，你不能说我的选文不好吧。

闫平：他那时候给我们教语文的时候，那个我就觉得他每朗读一首毛主席诗词都是慷慨激昂的，你感觉就是好像终于听到了那么美的一种，带有乐感的那个语文课文，那时候才觉得这是语文。

周正逵：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舟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比透，百舸争流。

解说：许多年之后，在这种铿锵的朗读声中成长起来的闫平也成为了一名语文教师，而直接影响她的，就是这种超越时代直达人心的语文的力量。

闫平：就是不光是在欣赏，其实也是在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读啊，我觉得后来我当中学老师的时候，我也是一个特别擅长朗读的老师。

解说：语文老师是那个年代里一项危险的工作，今年92岁的钱谷融，跟语言文字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也因此在文化期间历经磨难，作为当时华东师范大学的语文老师，他曾经被自己的学生指名道姓地批判游行，而课堂放毒就是其中的罪行之一，类似的经历也发生在很多语文老师的身上。

钱谷融：我上完课，我一出教室，我的助教就上去，就批我刚才讲的，我不知道，我一跨出教室门，他就上台，他要消毒，等于我是放毒的。

黄玉峰：教书的时候呢，我就经常把一些美学的观点，把一些古代好的书就介绍给学生，结果学生呢就会汇报上去，比如说我在松江，我在教书的时候，我在松江二中教书，就有人就说你在放毒，在腐蚀学生。

秦兆基：你教东西的时候至少有一点，你教那些东西的时候你眉飞色舞，你教毛泽东著作的时候就没有感情，这就行了嘛。

解说：这是文革期间广为流传的样板戏之一《红灯记》，它同样也出现在文革的语文课本当中，在这些临时拼凑的课本中，几乎看不到文言文，一些经典名作也踪迹全无，除了毛泽东的文章诗词，课本里出现最多的就是一些报纸时文和各类批判文章，对课文的解读，也紧紧围绕着阶段斗争的观点。

王周生：我一直记得我们有一篇课文叫什么《梁生宝卖稻种》，好像是《创业史》，就柳青的《创业史》里面的一段，那么是体现贫苦的农民，他翻身了以后对那个农民的热爱，那个东西他就是说每次课文分析，那是必然的，这个意识形态是无孔不入。

冯斌：包括一个《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什么的，他可能会从这个向封建社会开战啊，向这个地主阶级宣战啊之类的，是拔高到一个无以附加的地步。

解说：在那个单纯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里，许多文学作品都变成了封资修的毒草，剩下的只有样板戏和领袖文集，学生的课外读物也因此少得可怜，私下流传的文学作品，就成了学生们争相传阅的宝贝。

顾之川：我记得一个老师曾经举例子，给我们讲话的时候，说有的同学偷偷摸摸地在看《青春之歌》，好大的一棵毒草啊，他这个讲话也很有煽动性，我们很多没看过的都很新奇，反而想找来看一看。

陈村：中国当时禁了很多书，很多书都是坏书，都封资修的都少掉，那么图书馆也不借，图书馆的书可能没烧掉，但是放在那不借了，但是民间其实有一种很强韧的东西。我读的很多最好的东西都是在那时候读的，在文革期间，就有很多人家里还藏着，比如说莎士比亚，我看的莎士比亚就那时候看的。

还有藏了很多，就像《约翰·克利斯朵夫》，那么我看的惠特曼的《草叶集》，那都是偷偷地，就是当然地下的那种偷偷地，大家借来借去。给你的话只有一个晚上，今天晚上八点钟送到你家来，跟你说你明天早上八点钟送到谁那去，大家都等着读呢。

王周生：这些书看得都破了，然后上半夜轮着你，你就拼命看，下半夜轮着我这样看，那我那个时候呢因为我是，我那个时候高中就入党了，所以我到了农场去以后，就担任了连长的工作，我管生产的，所以呢我呢，我们寝室里不避讳我的，所以我们寝室里大家都就看，可是我很累，我也看了一点。他们那个时候就说，有一些高中生说，你要知道如果你不看这些书，就是那些所谓都是思想有问题的人，都对着我，王周生，你要是不看这些书，你就不知道什么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