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语文：别无选择的笼中之鸟

2012年02月24日 12:12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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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人凤：就是出版一些适合于革命形势的一些书，大革命时期写真画，照片集就是，商务出了，革命领袖人物的相片，包括黎元洪，包括黄兴这些革命军人的相，商务都要出，那么，马上就是最新教科书这里面必须要修改，民国教育部蔡元培第一任部长就说原来有什么中军，有什么东西，这些东西都不能用，实际上原来那个老的课本是应该要改编，那么商务印书馆马上就在1912年的下半年，新的学期就推出一整套的共和国教科书。

解说：凭借着丰厚的实力，商务印书馆夺回了教科书市场的半壁江山，但自此之后，教科书市场再不是商务印书馆一家独大，而形成了各大出版社群雄并举的局面，相互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

欧阳文彬：当时大书店啊，都出教科书，教科书的销量大，这个利润高，要是没有教科书的话，一个书店很难养活自己。

王湜华：因为那时候印刷出版书印几百册就是不错了，所以老是听说又再版了又再版了，一印就几百册，完了一销销完了就赶紧再版一次，再版一次。而教科书不得了了，那几千书甚至一印就上万，说一下子就这个钱就赚回来了。

李勇：因为它是一个完全放开的一个市场，它出那个国文教材实际上也太多了出版社，我们现在知道的有名的像商务印书馆，就是印教材起家的从清末，中华书局也印过，百姓书局也印过，还有专门有的像儿童书局啊，就类似现在的教育出版社之类的太多了。所以呢，这也就造成了，一个从商业的模式来说，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各个出版社都在出。

解说：为了抢占教科书市场，各大出版社各显其能，利用发行、价格等手段，相互竞争，甚至在国文课本上刊登广告，宣传自己的教科书。

王湜华：商务、中华，包括开明都在各地有分店的，武汉分店什么北京分店到处，广州分店，就是把教科书运到各地去销，一旦教科书信誉高，被各地很多学校都采纳的话，这基本牢靠了。

李勇：在这样的竞争的形态里面呢，它就有一些课本它是脱颖而出的，这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也许你可以说它缺点是，没有太强的国家统一标准，但是它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它可能会良莠不齐，参差不齐，但是它因为竞争，那么有些好的东西它就会出来。

画中音：一箩麦，两箩麦，三箩麦，大家来拍卖。噼噼啪，噼噼啪，小麦新，做面粉。

解说：除了营销上的手段，一本教科书要想占有市场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课本的质量。为了提高课本质量，各大出版社都会以重金邀请当时的专家学者担任教科书的编辑，一些优秀的语文教科书也因此产生。

李勇：大家编书的话，也就是会请好的专家来，那真的是大家在编书，我看那时候编书的，参加编书的有哪些人，我们知道沈从文编过，杨震生编过，黎锦熙还编过是吧？叶圣陶就更不用说了，还有这个周作人等等，等等。就是因为它处于竞争，大家都在得找好的编和校订的人，这样的话就是一些好的东西就出来了。

解说：民国时期的学校，有自行选择教科书的权力，这也让出版社更多的考虑各地学校和孩子的需求，不断精益求精的推出真正适合孩子的课本。

李勇：所谓市场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校，交给家长，交给孩子，你编得入情入理，我编得更加妙趣横生，要更符合小孩的心理特点，这个确实非常棒，你要编不好，你可能就倒闭了。

解说：1933年，具有官方背景的正中书局开始以行政力量进入教科书市场，但面对众多实力强劲的出版社，正中书局并未占到多大便宜，学校自主的选择权加上平等的市场竞争，让语文类教科书真正实现了百花齐放。

陈晓楠：然而就在语文教材呈现百花齐放的同时，不成熟的市场机制所带来的弊端，也随之凸显。一些今天看起来堪称经典的教材，在当年大多寿命不长，其原因就在于为了应付市场惨烈的竞争，出版机构加快了教科书的更新换代，很多教科书刚刚出版三五年，就被挤出了市场。这也使得阶段教育难以得到延续，教育的效果当然也大打折扣。而与此同时，语文教材的功利价值，则被无限地放大，部分出版机构甚至把它变成了牟利的工具，这严重伤害了语文的良性成长。

陈晓楠：清末民初之际，西学东渐的力度剧增，一些外来的新词也汹涌而来，不但在新式学堂的教科书里大量地应用，就连清末科举策论的卷子里，也都充满了像起点、压力、政策、权利等等，这些外来的词。对于这种现象，梁启超甚为欢迎，而且在他的文章当中也是广为应用。但也有一些保守派很是反感，像张百熙、张之洞就在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里专列了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一条，但时代的大潮是挡不住的，仅仅几十年间，沿袭了数千年的汉语，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解说：在清末使用最为广泛的《最新国文》教科书中，已经有许多有关科技、自然和国外名人轶事的课文，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张元济、高梦旦等一批最早的教科书编辑者，在语文中为闭塞的中国孩子打开了一扇窗户。此后，这类文章成了语文类教科书的必选内容。

张人凤：当时最新的一些知识，比如火车、比如电报，这些东西也做点介绍，也有课本里面，有一课蛮好的，它讲一个钟，就普通的时钟，这个钟，它说是一个小的一个机器，它说英国人发明这个钟，而且英国人非常守时刻，不论是在外办公，或者在家里做事，很守时刻，而我们中国人不守时刻，所以很多大的事情到家里的小的事情，往往误了很多事，浪费了很多时间，这两相比较，我们就觉得人家这个好习惯，我们应该学习。它就是一方面，吸收这个国外的好东西，一方面继承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黄玉峰：我们一开放以后，和外面一有联系以后，那这个情况就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了，很多新的东西不断地进来，新的思想进来，新的思想通过某个人带进来，通过某些人翻译的东西带进来，那么各种各样的理念就形成了，对立啊，融合啊，这样的一种态势。

解说：1919年，从美国回来的胡适，率先举起了白话文运动的大旗，向传承了数千年的汉语言体系发起进攻。一时间，热闹异常，新旧两派文人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王湜华：白话文胡适提倡的，他的提倡也有一点过激的地方，比如说他自己的日记，鲁迅就叫鲁迅日记，谁谁日记谁谁日记就完了嘛，他非要加个的叫胡适的日记，你这个的字不加也是有的意思，这也是个矫枉过正的一个例子吧。

黄玉峰：他们对白话文的这种做法，其实对中国文化的那种不利的影响还是有的，当时有很多，像另外一方面学衡派的人，包括像这个梅光迪，这个钱穆，这个大学问家好多好多大学问家，他们认为，他们有一批人就认为，可以读读白话文，可以写写白话文，但是把文言文不能丢掉。

温立三：比如说当时这个林纾，就是当时一个很有名的翻译家，还有这个现代文学里面的什么甲寅派，这些这帮人里面，他们大都是主张要维护这个文言文。

解说：1909年，商务印书馆曾经延请林纾编辑了一本《中学国文读本》，这本选文精道的教科书，在当时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依然有着不错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