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语文：别无选择的笼中之鸟

2012年02月24日 12:12
来源：凤凰网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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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从1934年的《国语读本》中七篇有关孙中山的课文，到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再到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为争夺市场而进行的比拼，中国语文课本的编订就一直被政治、社会、市场经济等因素所左右，语文课本追求自由编订的成长轨迹十分耐人寻味。

凤凰卫视2月23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语文究竟该怎么发展，语文教材究竟该如何选编，这其实从来都是一个问题，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语文本身所承载的复杂使命。从混沌初开的晚清，到纷争不断的民国，这几十年间，语文教材呈现了几何数级的增长，而教材内容也更是千变万化。

这一阶段不仅仅成就了诸如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等一些卓有影响的出版机构，也确定了语文在文化推广当中的重要的位置。而这一时期语文教材的急速变化，从中我们或许也可以对语文所承载的那些复杂的使命有所感知。

画中音：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他是孙中山，他是孙中山。

解说：这是1934年的《国语读本》第一册中的课文《他是谁》。在这套《国语读本》共八册的课文里，一共出现了七篇有关孙中山的课文。

温立三（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它就是在中小学各科教材里面，尤其是在语文教材里面，就选入这个国民党的一些文章，党守，党规，孙中山、蒋介石这帮人，戴季陶，好像是戴季陶是吧。就是这帮国民党的一些主要人物的文章，讲国民党的党义，阐述它的主义的一些三民主义，国民党党义的一些文章，放进中小学语文教科书里。

黄玉峰（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师）：它就是要政治来强加你来改变你，它自己可能是出于，我这样的话呢，就便于统治。

解说：此时的国民党中央集权统治，正在日益加强，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响彻中国。在党化教育的强力推广下，政治宣教之手很快伸向了孩子们的小脑袋，语文教材成为了实现其目的的绝佳媒介。

黄玉峰：不断的呢，就是灌输一些这个现代的东西，包括思想，那么这些东西，甚至有些编辑关起来由他们来编一点课本，由他们来编写一些东西，他们小学里面编一些内容。

李勇（语文出版社编审）：你就觉得随着北伐成功以后呢，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也是在一点一点渗透的，有些数据就是还是很，就是很直白。

欧阳文彬：从七点钟，每个礼拜一从七点钟就是背诵总理的遗着，其实总理的遗着并不是坏东西，三文主义也不是坏东西，当时它对红色的东西呢，那是控制得很严，就怕你受到这个左倾思想的影响。

画中音：我要出了牢笼啊，不管它天西地东，也不管它狂风骤雨，我定要鼓着翅膀，飞一个海阔天空。

解说：1935年，在党化教育的侵蚀下，《复兴国语课本》选入了这篇别具意味的《飞鸟与笼鸟》。为了教科书出版的自由，张元济、陆费逵等出版界人士携手抵制党化教育。同时，在知识界和教育界，党化教育也遭到了一片骂声。

李勇：后来最有名的是西南联大，给那个教育部写了一封呈文，执笔的是冯友兰嘛，冯友兰那个时候还挺，我看那个文章写得还挺有骨气的，教育部是教育最高行政机关，我西南联大是教育是最高学术机关，我们怎么教，上什么课我们自然知道，不劳你这个行政机关来指导。

解说：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以暂时困难为由，取消了教科书的编审制，改为部编制，规定中小学教材全部由教育部统一编写，在国文课本中，大量选入党政要人的文章、公告等政治教化文章，前所未有地突出为政治服务的精神，引起了教育界的普遍抵制，许多学校仍然采用旧课本。

温立三：语文教育从古到今都叫做文道统一，道就是道理嘛，人生的道理，其实更多时候是一种政治思想教育，就是统治集团它希望灌输，在教科书里面灌输它的意志，它的意识形态，这一点是当然不要说中国，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只是观念不一样罢了，观念是进步还是落后而已。

黄玉峰：文化其实是政治的一种潜在的一种体现，它本身里面有政治的，那么它这个文化是通过什么东西呢？是在为了统治，为了能够使得国家朝某一个理念，某一个方向发展，它设计出来的东西，然后呢强加给你，那么当时从蒋介石也好，实际上从孙中山开始，它就是几个阶段，几个过程，然后要让老百姓都知道，那么最最方法就是通过教育这个东西，从小就让他们知道，知道以后，他可以成为我们将来需要的人，将来这个现代的人，这个是它的一个目的。

解说：孙中山先生做过什么事，他要中国好，他同许多人立起中华民国来，从前我们中国不叫中华民国吗？当然不叫中华民国，我们说起中华民国，就该想到孙中山先生。

温立三：它一党专制嘛，一党专制它一定要控制这个东西，它怕乱了，它怕它政权不稳，是吧。所以到后来就那个什么，部编制、部编制，它极力地它想以这个部编制的教材来控制这个全国，当然后来也这个内忧外患啊，事实上它也不能完全做到，所以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后，仍然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民间教材的存在。所以它的民间的，官方的同时并存，所以它造成了民国时期的语文教材是比较繁荣的，相对比较繁荣的。

解说：1931年7、8月间，中国有十六省大水灾，这是国民党军阀造成的，因为他们盗用修堤的经费。

与国统区相比，解放区的教材与其有着明显的区别，除了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外，还有针对国民党的批判。

温立三：解放区的课本鲁迅的我记得比较深，鲁迅的比如说国统区的课本，选鲁迅的东西，它主要是选他的散文和小说，少数的随感也是针对这个文化、人性、历史，那么我们这个解放区选鲁迅的东西，更多的是他的杂文，杂文是批评30年代以后，批评当时的社会的尤其是抨击国民党的。

黄玉峰：我们的教育方针有句口号就叫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政治服务这句话已经讲到底了，就是这个我们的政治是什么样的，你就要为它服务。所以，你的教材什么的都得改，全部都要改，叫法也要改。

解说：在1947年的解放区小学语文课本上，一篇名叫《柳树屯儿童团宣言》的课文中这样写到我们多么高兴啊，在民主政府的培养下，我们活泼地成长起来了，可是卖国贼蒋介石又领了美帝国主义闯进中国，要把我们重新抛回地狱里去，这是多么可恨，我们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发挥我们的力量，同卖国贼及帝国主义奋斗，保卫我们的民主乐园，解放全中国。

陈晓楠：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时，新式教育已经广泛开展，从城市到乡村，新式学堂遍布全国各地，学生总数已经超过300万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教科书市场。很多出版机构都瞄准了这个利润丰厚的行业，因此商业竞争也变得异常激烈起来。

解说：1911年秋，正值辛亥革命前夕，改朝换代的议论在上海风传，商务印书馆对于这次革命也颇为关注，因为这关系到教科书是否要做出修改以备革命成功之需。张元济的看法是，革命绝不可能成功，教科书根本没有必须改。而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陆费逵却认为，革命定能成功，教科书应有大改革。这是张元济和陆费逵第一次暗中的较量，也由此拉开了教科书商战的序幕。

陆费铭琇：1911年9月，已经开始编了，白天还照样在商务工作，晚上编教材，那时我三叔还在北京念书，他把他叫回去呢帮忙，帮忙就是说把那个教材赶印出来，所以这样的话，这个教材出来呢，因为觉得很新颖，跟旧的清朝那个商务编的一些歌颂清朝的教材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它呢受到了大家的欢迎。据说当时那个书架上都放不住，书印出来了以后呢，马上就那个销售完，所以商务当时确实是感觉到比较亏了，它那些教材没人能使用。

解说：1912年，陆费逵刚刚成立的中华书局由于出击适时，一时间几乎独占了教科书市场，但商务印书馆也不肯轻易认输，1912年4月，丧失先机的商务印书馆，在匆忙中将之前发行的《最新国文教科书》修改后上市，书中除了删改一些不合时宜的篇章词句之外，对插图人物的发型和服装也作了相应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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