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固：改革财收制度本身 应增加个人所得税

核心提示：税制改革是目前经济领域的焦点。目前，中国大约有2400万人缴纳个税，2012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为5820.24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5.8%，而自2011年，新的《个税法》实行起，个税起征点已经提高到3500元，但在中国目前的个税总收入中，工薪阶层个税所占比重超过50%，一定程度上说明中低收入者仍是个税的主要承担者。

凤凰卫视9月22日《一周财经新趋势》，以下为文字实录：

税制改革是目前经济领域的焦点，地方债土地财政等等暴露出的一系列的问题让学界开始关注从中央到地方事权和财权应该如何匹配，那么在新的改革当中，应该如何做到科学合理的解决地方不再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模式呢？今天的首席对话我就来继续上周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来对话，来听听他对于今后财税改革的独到见解。

解说：刘克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导，并作为改革的核心成员之一，参与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制定和实施工作。

吴柯萱：刘行长你好，我们之前谈到了历史，谈到了1994年那次分税制度改革，那么我们知道所有的税制改革万变不离其宗，主要是四个方面，收入、支出、预算制度，还有政府间的关系，我个人理解呢最重要的这块肯定是收入，它是税制改革的必要条件，您怎么觉得目前我们这个税制结构是如何的？应该如何来评价？

刘克崮（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我们现在的窄口径是税收，大约占GDP的19%、20%，然后我们还有之外的非税、基金、社保、国企上交等等，还有土地收入这都在外面，大约是十一二个百分点，加起来就是我说的那个，大约是32个百分点，所以应该在这个大口径中研究，然后在这个口径里作为政府的收入应该尽量的费金并入税，你像非税的一些东西和一些基金减少、取消、调整、收缩，大多并入到规范的税里。

第二那个社保，社保我觉得作一些准备，构思好，转入社保税，国企那是产权收益，那是需要特殊处理的，然后土地多数转入税，第二个改革税制，把税收制度本身要改革调整，减少流转税，间接税，增加直接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

吴柯萱：个人所得税都成了工薪税了。

刘克崮：工薪税都叫不上，因为多数工薪的人也不交，现在我们交个人所得税只有就是去年改革的时候的数，现在可能有些微变，只有2800万人，现在我估计就是三千万人，三千万人交税，占人口不到3%。

吴柯萱：都是什么样的人？

刘克崮：都是中高收入，都是高收入，中收入都不交税，美国是1.6亿人交税，占它三亿人口的51%，我们是三千万人交税，占13亿人口的不到3%，它是我们的20多倍，大约20倍，所以这个状况要改变，纳税不仅是对国家，还要对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就是你有一定能力，你就要帮助比你能力差的人，这是作为一个人甚至很多动物都能做到的，是吧，一个是考虑国家是整体，一个是考虑横向兄弟姐妹，同村同室要互助，所以你说我收入不够高，我买车也买不起，买房也买不起，但是还有饭吃不上的，对吧，所以我觉得个人所得税应该扩大，分年，比如说十年应该能够扩到30%以上，再用5到10年，增加到一半，到美国的水平。

解说：目前，中国大约有2400万人缴纳个税，2012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为5820.24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5.8%，而自2011年，新的《个税法》实行起，个税起征点已经提高到3500元，但在中国目前的个税总收入中，工薪阶层个税所占比重超过50%，一定程度上说明中低收入者仍是个税的主要承担者。

吴柯萱：那收入上来了，又应该如何分配呢？您觉得这方面的问题是什么？

刘克崮：支出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政府该干什么，我前面强调了，把政府该干的和社会该干的分开，我们要学习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公共服务，要尽量的让社会市场企业个人承包，然后政府应该做什么，把自己该干的事干了。

吴柯萱：那您觉得财政部门现在应该如何细化这方面的分工？能举例说明吗？

刘克崮：比如说不应该由一个部门既管收又管支，又管编制又管审议，我觉得这不好，这属于内部是可以的，你像我们的银行，国企有个监事会，那是内监，然后有审计署这是外监，我觉得财政也应该是这样，是吧，财政自己的常规运行，收了支了调度等等，然后我觉得在编制环节可以相对独立一点，然后在审议环节就是人大政协两个议会的作用，我觉得是需要加强的。

解说：按照最初分税制设计，在公共财政收入分配上，中央和地方分配比例基本在6：4，而近些年这一比重逐改变，2012年财政决算报告显示，中央和地方公共财政占比分别为47.9%，52.1%，已接近5：5，有专家认为，地方政府仍然承担了过多的支出责任，并表现出中央与地方财权划分不均的局面。

吴柯萱：那我注意到中国的五级政府就是所谓的中央、省、市、县、乡层层分级，财政呢就是层层向上集中，这样就导致基层政府财政比较困难，尤其可能是县乡这两级，那您是怎么评价县乡，县乡的政府财政应该如何？

刘克崮：在层次上我认为中国应该大体选择在3级，很多大省可以在3到4级，3.5或者4级，就是中央、省和市县，市县把它作为一级就是扁平化，一级对省，或者说市县是一级，然后乡镇是一级，或者是市硬支柱，然后是县镇一级，所以中国这个级次要认真的研究，吸取国际经验，考虑到我们的历史传统和我们现在选择的发展政治和经济制度来构思。

吴柯萱：那您觉得政府除了层次划分更明确更明晰之外，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应该怎么样做到平衡？

刘克崮：我觉得第一要把他们的职责清晰化，第二从方向上我认为我们要保持中央的适度集权，在财政方面要强化中央财政的支出功能，所以我觉得在支出上应该增强一下中央的硬任务，比如我说的基本生活，基本的养老，基本的医疗，基本的住房，基本的饮水，防疫，食品安全等这些，应该中央硬化，然后基层要加强，一个中央要适度集中，干好自己该干的事，该自己支出一支到底，建立自己的支出队伍，支出系统，就把那句话落实，叫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是浪费的，最浪费，花自己的钱干自己的事是最有效率的，是最节约的，把地方该干的事交给它，该留的钱留给它，是吧，把中央该干的事集中起来，中央自己该干的事你拿的钱就自己支到底。

吴柯萱：那我们谈到中央的支出就不能不谈到一个热点，也是敏感话题，就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应该如何分配的问题，我们知道有声音说应该是按照事权的多少就有多少财权，就是说你办多少事就给多少钱，那现在您如何评价中央和地方在事权和财权上的这种分配关系？

刘克崮：不能把所有的事权用财权来概括，不能，在事权之中出财权，财权引子是什么？支出责任，你的职责，你的权利，然后相应需要给予财政的保证，这就是支出责任，然后支出责任引出来，我怎么保证你的支出？授予你财权，主要是分税，划分税收收入，分了的不够，你比如说西藏，它收入很少，新疆收入也不太多，但是你给它的职责会很多，比如说边疆的安全，边疆的基础设施，边疆很远偏僻的那些民生建设，它的花费成本是很高的，所以你尽可能的给它收入权税权，但是可能很不够，这样就是转移支付财力，所以这样职责事权，支出责任，财权，财力五道，我觉得这样通过这五个环节能把我们各级的政府的职责把它理清楚，然后相应的把财权划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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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吴柯萱

首播：周日13:55—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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