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乐：文化品质是媒体的灵魂

向世界发出了华人的声音

默多克说：全球新闻，西方视点；而凤凰卫视正在做的就是：全球新闻，华人视点。想一想，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新闻频道，会带来怎样的问题？这个市场空白会被别人填补，比如我们会面临西方的主流新闻意识占据媒体市场。西方电视资讯占到整个世界电视新闻发稿量的75%以上，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更严峻。

记者：“凤凰”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芒，但现实是充满挑战和风险的，“凤凰”当时面临的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刘长乐：最大的风险来自于内地市场的开放程度到底有多大。凤凰卫视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们也扎了手。凤凰卫视资讯台整整两年在内地没有落地，一年将近两千万美元的亏损背了两年。

记者：遭遇这样的危机，有没有怀疑、动摇、退缩？

刘长乐：没有，但是在董事会内部已经有压力了。当时董事会里有人问，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要关闭资讯台的时候了？

记者：但事实上是没有关闭，而是坚持下去了。

刘长乐：在资讯台迟迟不能落地的最艰难的时刻，有人鼓励我说，我们这一代媒体人必须坚持下去。很高兴，这一片赤诚之心最终得到了回报。在新闻思路方面，比如凤凰卫视对“9·11事件”的报道，也使得电视媒体发生了一次本质性的变化———从原来的官本位、媒体本位，逐渐向受众本位发生转变。

记者：冲破重重阻力逆风飞扬，再次说明“凤凰”的坚韧、睿智和前瞻。但放眼当今传媒界，泛娱乐化、低俗化倾向明显，为什么凤凰卫视放着身处香港娱乐资讯丰富的优势不利用，而坚持走“做新闻、做文化、做高端”这条道路呢？

刘长乐：文化坚守、资讯坚守，已经成为“凤凰”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凤凰”之所以要走这样的路，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看透了低俗化的杀伤力。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受众本位放大成完全依赖收视率、依赖市场机制，那么带来的问题就会是低俗化。而低俗化带来的消极影响，不亚于以前的鸦雀无声。

记者：甚至比“鸦雀无声”更有害。

刘长乐：是的。另一方面，我们的坚守瞄准的是这个时代的文化匮乏。我们看到的是在整个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过程中，文化发展严重滞后，甚至有某种程度的沉沦。在这种情况下，“凤凰”就更应当有自己的文化坚守。

记者：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文化坚守，节目才会更有生命力。但现在，三天两头地改版成了一些电视媒体吸引受众的常规手段，有生命力的节目并不多见。

刘长乐：今天上午我们召开了凤凰卫视“奥运行动”的会议，我在讲话时再次强调，主流的节目我们要确保，三分之一的节目应该是传统的带有惯性的节目，千万不能朝令夕改，一天到晚地改版。

记者：有人说媒体有一种“多动症”。

刘长乐：实际上那是不成熟的表现。真正的文化精品，一定是需要积累的。比如美国著名的主持人拉瑞·金，他从23岁做主持人到现在已经整整50年了，他如今在CNN做的那个节目也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了。还有刚刚被评为美国最知名人士（TOP1）的奥普瑞，她主持那档节目也有24年了。这些例子都说明，文化坚守是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要耐得住寂寞，当然也要不断地更新。但这种更新，不是指节目名称的更新，不是主持人面孔的更新，也不是版块的更新，而是内涵的更新，是思想的更新，是媒体人风采的更新。

有时候变是永远的不变，不变也可以是永远的变

刘长乐：我认为，中国的媒体应该成长，但是更应该成熟起来。成长太快而不成熟，更危险。你有没有文化坚守，有没有你自己的性格和品位，是你能不能成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不能成天人家变你也变，人家搞海选你也搞。

记者：有文化自觉才会坚守，而那种“多动症”恰恰暴露出内心的空洞。

刘长乐：我感到，现在中国电视的发展进入了青春躁动期。青春期应该有激情，有对理想的狂热追求，但由于我们过早地进入了青春期，这些积极的东西反而表现得比较少，负面的躁动可能更多些。甚至有一种“嗑药现象”，这种现象在文化的形态中间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相当大程度的扭曲、病态，这种情况在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并不少见。比如前面我们谈到的泛娱乐化问题，其实现在某些地方连新闻都被搞得娱乐化了，这在台湾地区非常典型，台湾媒体的很多头条新闻连续三四天就是炒一件绯闻。

记者：或者是“裸体”加“尸体”。

刘长乐：我一直强调，“凤凰”是个公众传媒，它表现的必须是公众所共同关心的问题，不能因我们一时兴起而侵害公众利益。这是媒体人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有一种观点说越娱乐越有收视率，而我们将每晚8点这个“黄金档”，由原来播电视剧集，改为播《凤凰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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