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聪：我有一种托孤的感觉

杜聪说：“民间机构的作用可以比喻成样板间，在一栋五百个单元的商品房中，作为在第一线工作的民间机构，可以探索出一种适合民情和国情的模式，而在政府部门认可了这种模式后，政府部门就可以推广到所有的毛坯房中。”

他告诉记者，当艾滋病的抗病毒药刚刚在河南推广的时候，政府花了很多钱买药发药，但村民们吃药的积极性不高，因为那时农民们已经处于极度不信任的状态，他们不相信这些抗病毒药能够救他们，不按时按点地吃药。由于抗病毒药在开始服用阶段的副作用比较大，甚至还有传言抗病毒药会毒死人。

智行基金会推出了一个鸡蛋策略。动员村民邻居去督导病人服用抗病毒药，同时给每位按时吃药的艾滋病人发鸡蛋。自从推行鸡蛋策略后，那个村子里服用抗病毒药的村民一下子从46个增加到100个。那年春节，“智行”发了7万个鸡蛋。随后在一次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来视察的时候，当地官员向吴仪介绍了发鸡蛋措施。吴仪说这个方法好啊，于是政府在24个村全面推广发鸡蛋的策略。

以微薄之力抗艾滋歧视

4年来，杜聪总是在路上，除了争取募捐到更多的慈善资金外，每六个星期一次的下乡探访是雷打不动的，近年来，他的行程还多了一件事就是到全国各个高校去做讲座。他告诉记者：“希望能给即将从农村走进城市，即将从孩子成长为大人的艾滋孤儿们一个更好的社会氛围。”

他看到太多对艾滋病、艾滋孤儿的歧视了，“到北京搞艾滋孤儿的夏令营，40多家旅馆，没有一家愿意收留这些孩子们。这些高高兴兴上北京看升旗的孩子们知道这个现实后将会是多么伤心。这些孩子中的不少人心理已经备受摧残，我亲眼看到有的孩子，把“仇”或“忍”字刻在手臂上，有的孩子立志长大后要去血战报仇。他们没有家庭的温暖，如果再没有社会的关爱，会走上怎样的一条路？”

“前几天我们曾经救助的一个孤儿要结婚了，大家都为他高兴，但不幸的消息来了，未婚妻知道他父亲是个艾滋病人，就悔婚了。你可以想见社会对艾滋病的歧视和恐慌有多么严重。”杜聪告诉记者。

对话：有时会在睡梦中哭醒

记者：做救助艾滋孤儿这件事，你最大动机是什么？

杜聪：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托孤的感觉。有一次我到一个家庭，一个母亲哭着扑过来，苦苦哀求救救她那个患了艾滋病的年仅8岁的儿子。村外农田里的一座新坟头是属于因艾滋病而去世的这个孩子的爸爸。我强忍泪水对那个几乎绝望的母亲说：也许我没有能力为你的儿子做些什么，但我要确保你的女儿能有读书的机会。

记者：你刚刚说到，开始救助之后，你经常在失眠，在睡梦里哭醒，你自己的心理状态怎样？需要求助心理医生吗？

杜聪：每一次去那些村庄都会在心里积压上一层负担，一层层积起来，解不开。所以朋友说我应当去看心理医生，但我一直没有去。调适自己，不断排解，我喜欢散步。我没有宗教信仰，但记得1997年的时候去西藏旅游，藏传佛教中有两种法器，一个代表智慧，一个代表慈悲，我很受启发。

记者：你的救助工作在一开始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杜聪：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去了很多的地方，被拒绝了，碰钉了，他们不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其实我们做的工作，中央政府是非常支持的，但地方上有一定的阻力。

记者：面对这么多困难，你想过放弃吗？

杜聪：确实有时候觉得，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做这个工。有一年我们为了赶路，坐了一个晚上的车，而且那个冬天很冷，整个晚上都在车里面颠簸，而且又是我的生日，我也想念我自己的家人，也是在赶路，很冷，又冷又饿，又是春节，我就哭起来了，觉得我那么辛苦到底是为什么？

但想起那些坚强地面对人生逆境的孩子们，我对人生亦变得更积极乐观。那些孩子真的很坚强，家里最大的孩子往往就是一家之主了。

记者：你有没有想过要做多久？

杜聪：刚开始的时候，我设想的（救助艾滋孤儿）是三年，但现在我们在做未来十年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工作真的很艰巨。我感觉身边的人都没能看到这一场火将烧到多严重，但我认为是很恐怖的。

记者：我们看到丛飞的例子，会遇到一些道德水平不算很高的对象，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比较灰心的情况？

杜聪：帮助的人里有素质高的，也有不高的，所谓的农村刁民。但大部分我所接触的人都是很好的人。

记者：你现在到处演讲，力图将社会对艾滋病的氛围有所改善，你不觉得以一人之力来面对整个社会目前现状，有一种“唐·吉诃德”的感觉？

杜聪：我经常举海星的例子，可能海滩上有成千上万快要被干死的海星，我们只能一个个把它们抛到海里去，可能对整个海滩上的海星来说，我们只帮了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但是对于被我们抛回海里面的那个海星，它得到了百分之一百的帮助，也是因为我们的帮助它能活下来了。每一次讲座我都觉得是有效果的，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艾滋病的世界，让更多的人来做一点点事情。

记者：中国的NGO（民间组织）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你怎么看他们的发展，年轻人可以怎样参与这些民间组织的活动？

杜聪：中国的民间组织、慈善团体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很难吸引人才，钱和资源都比较少。目前这一些小型的民间组织很难持续发展。对于年轻人来说，刚毕业可能觉得民间组织工资太低了，其实只要每个人有点回报社会的心，可以做很多事情，小到给艾滋病孤儿们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