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聪：我有一种托孤的感觉

河南与云南的一些农村是中国艾滋病重灾区，与云南以吸毒为主的传播渠道不同，河南农村的艾滋病者多因卖血而受到感染。那里的有些农村，几乎一代青壮年，因为五六十元一次的卖血而感染了艾滋病，同时产生了整整一代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他们被称为艾滋孤儿。

大部分的艾滋孤儿父母双方或单方患有艾滋病，更不幸的一小部分艾滋孤儿本身也感染了艾滋病毒。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目前我国有艾滋孤儿7.6万人，到2010年将达到26万人。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一个把人生与艾滋孤儿联系在一起的人，他叫杜聪。

10年前，年仅29岁的杜聪已经是一个银行家，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士，哈佛的硕士，在华尔街闯荡的岁月，让这个年纪轻轻的香港人当上了法国一家银行的副总裁。10年后的今，杜聪总是带着一大一小两个拉杆箱，穿行于艾滋村，本来略带洁癖的他，走进一个个破败的家庭，看着村头田间的一座座新坟。

“我从来没见到这么大的苦难在这么小的地方发生”。于是，他辞去年薪百万元的工作，专职救助艾滋孤儿。4年里，他创办的智行基金会已经让4000多名艾滋孤儿回到学校。

“在开始救助孤儿之前，我从来没有失眠的习惯，但这些年来，我不止常常失眠，还常常做噩梦，有时候会在凌晨时分惊醒，然后无缘无故地哭起来。”出现在记者面前的杜聪细心地拢了一下头发，语调轻柔，显得很温和。

他说，“与非洲一些地方艾滋病感染者年龄层比较平均的情况不同，这里的感染者集中在30岁～40岁的青壮年，于是在这些村庄中，中间整整一代人悲惨地死去，老一代的爷爷奶奶白发人送黑发人，在风烛残年承担起了种地，赚钱，照顾孙子的重担，经历着身心的双重折磨，孩子们失去了父母，没有经济来源，在歧视和苦难中面对人生。”

他永远都不能忘记2001年夏天去到河南考察的经历，他们一口气跑了数个村庄，“其中一个村有个大队，几十户人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艾滋病人，在阴暗的、密不透风的屋子里，躺着一个个年轻而病危的人。当时药物十分缺乏，病人普遍发烧、咳嗽、腹泻，长满了疱疹。”

他记得，有一户人家本是三代同堂，有六个兄弟姐妹，为了盖房子去卖血，结果全部染上艾滋病，六个兄弟姐妹死了五人，最后一个奄奄一息。年近八旬的老父亲天天搬运砖头，用运一块砖头赚的几分钱，来养活孙儿孙女。有一个老奶奶，她的两个儿子已经死了，媳妇丢下两个被感染了艾滋病的孙子走了，孙子成了老人活下去的唯一理由。当杜聪到她家的时候，老奶奶的一个孙子已经死了，另一个孙子已经瘦得不成样子。老人家告诉杜聪：“等他们两个都走了，我也就可以走了。”那悲凉的语气久久不得散去。

空荡荡的新房和一座座新坟

杜聪告诉记者，他的眼前经常出现两个场景：一个是村庄里一座座空荡荡的房子。这些房子很新，盖房子的钱中有相当部分是农民们五六十元卖一次血换来的，房子盖好了，人们也逐渐死去，房子成了空房。和房子相对的是农田里的新坟，在六个星期一次的回访中，杜聪都会发现新增加的一抔抔黄土，黄土下掩埋的人也许正是他前一次家访的对象。“有一次，我经过村头一片田地，正好有两个男人在挖墓地，大大的深深的土坑，我脑海里浮起一个念头，不知道是给家人挖还是给自己挖，我不敢去问。”

第一次走访的结果是，包括杜聪在内的五个大男人蹲在村口的玉米地边痛哭了一场。

这不是杜聪第一次接触艾滋病。在美国发现首例艾滋病的25年前，杜聪还是一个中学生，有一天他的数学老师突然死亡让他震惊，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艾滋病。杜聪所住的旧金山在当时是艾滋病的高发地之一，进入大学后，杜聪发现自己的性取向异于常人，而同性恋的圈子同样是艾滋病的高发人群，他周围陆续有朋友死去。一直以来，他对艾滋病有着特别的关注。

就在离开农村前的一个晚上，杜聪彻夜难眠，倚在窗前，仰望着天空中的点点星光，他下决心，要为这里的人做点事。

建救助体系助四千艾滋孤儿

他的决定遭到了母亲的激烈反对，“母亲觉得我们把你送到哈佛，念书毕业，不是用来做义工的。而且你为什么那么关心跟你毫无关系，那么遥远的一群孩子？”但杜聪的想法是：“这个世界少了一个银行家不会死的，但如果不做救助行动的话，这些孩子会在社会生活几十年，对社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孩子们长得很快，不赶快救助就晚了。”他辞了年薪百万的工作，把自己创立的智行基金会移师中原。

杜聪把救助的突破口选在教育，并选择了最为稳妥可行的救助体系：以村为单位，凡是村里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都可以免费入学。他把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解释为父母双方或单方患有艾滋病的孩子，而且基金会将把学费直接付到学校，以免被挪作他用。

目前，杜聪的救助已经扩大到河南、安徽、山东和广东四个省的60多个村，受助的孩子从第一学期的127名，到目前的4000多名，其中有200多名是艾滋病患儿。最让杜聪欣慰的是，这些孩子中已经有400多个考上高中，超过100个考上大学。杜聪说，智行定的标准是救助孩子们一直到初中毕业，但是对于考上高中或者大学的孩子，智行将继续负担学费，这对于在苦难中挣扎的孩子们最大的激励。

除了教育，他还操心着孩子们的未来。考不上高中的孩子，杜聪想方设法给他们寻找职业培训的机会，介绍到东莞一些港资企业工作。“第一批是三年前送来的，大约有几十个孩子吧，只有老板知道他们是艾滋孤儿，有一个已经升了两次职了，第一次升职的时候，他买了块手表，要做管理工作了，得准时。”杜聪很高兴地告诉记者，“我们只是想帮助他走好进入社会的第一步，这一步影响着他们的一生。”

创鸡蛋策略被政府推广

杜聪的救助历程充满了坎坷，但他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因为种种机缘，他的基金会最终成为为数不多的在第一线展开救助的民间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