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与邓小平相争 毛泽东最终选华国锋当接班人

解说：1967年6月，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三次打电话给湖南省军区，要华国锋和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一起去北京开会，以实现革命群众，军人和干部的“三结合”，历经几番周折，被造反派关押了一个多月的华国锋，临行前终于赶到机场。

进京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关心华国锋的处境，毛泽东直白地表示，华国锋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同志，不能打倒，我看还是要结合进去，左中右，我看华国锋是左派嘛，这样的评论无疑给了华国锋一个护身符，恢复工作的华国锋不久担任湖南省革委副主任，1969年8月，在中共九大上获得中央委员资格的华国锋，当选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兼任湖南省革委会代理主任。

1971年2月，华国锋到北京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找华国锋谈话，说主席提名他到国务院业务组工作，任副组长，接替纪登奎负责财贸，农业、值班室等工作，同时仍兼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这一年8月25日，毛泽东在武汉召见华国锋，由于刚刚奉周恩来之命，到全国各地考察农业生产，所以华国锋首先向华国锋汇报全国的农业生产情况，毛泽东耐心听完，对他说。

“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

接着，毛泽东提议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要他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毛泽东履履亲自点将，表明华国锋已经是毛泽东重点培养和考察的对象了。

1973年8月24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华国锋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坐在主席台第一排，根据周恩来指定，华国锋参加东北、华东、西南三个小组的会议，8月30日，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华国锋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这一年他52岁。

1976年10月7日下午，邓小平知道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他高兴的向家人解释了“厚重少文”，及周勃、陈平的典故，说华国锋这个人好，选对了，并感叹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10月10日，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和华国锋，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敢行动，不久，华国锋就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到，要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并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

华国锋“两个凡是”前后两版本意义有别

华国锋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如何继承毛泽东的遗产，首当其冲的是收拾“文化大革命”的残局，他希望邓小平问题的解决，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不能让人认为抓捕四人帮是“宫廷政变”，为邓小平翻案。

当时国外媒体掀起的非毛化舆论，更是让华国锋紧绷政治的神经。

显然，不损害毛泽东的形象，不破坏稳定的政局，是华国锋的政治底线，也因为如此，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作出两项决定，一在首都北京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将安放毛泽东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让广大群众瞻仰遗容。

二，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

时至今日，人们谈到华国锋，绕不开“两个凡是”，似乎“两个凡是”，决定了他的政治命运，但是，鲜有人知道，华国锋第一次提出的“两个凡是”与后来人们熟知的两报一刊社论并不相同，对比这两个版本，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所讲的“两个凡是”是绝对化了很多，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务，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

这三项内容中，除了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显然都不符合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的要求，如果华国锋一心阻挠和拖延邓小平出来工作，邓小平的“三起”也许更加曲折，但是，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压抑太久的沉闷心情，让大多数中国迫切愿望，拨乱反正的步伐可以快一些，更快一些，这让华国锋时常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之中。

他知道，平反天安门事件和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是人心所向，他也想让整个国家走的更快些，但是他一时无法丢掉华国锋的既定框架，更担心丧失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

其实，在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问题上，华国锋也不是一个保守的领导人。

华国锋还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如果事先不说明，估计人们十有八九不相信，这是华国锋的话，不过，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的高指标，很快使国家经济失去了平衡，尽管这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责任，但他的头上从此多了一顶“洋跃进”的帽子。

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充满民主气氛的确已，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但对华国锋来说，这两次会议成了他政治生涯的“滑铁卢”。

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11月10日在京西宾馆召开，原来的计划是讨论经济问题，华国锋在开幕讲话提出，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与会者也注意到，华国锋在讲话中没有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并重，反映出华国锋还是想在维护毛泽东制定的大政方针基础上，寻求自己的突破和发展，这是他被毛泽东看重的长处，也是困扰他轻装上阵，大踏步前进的包袱。

让华国锋没有料到的是，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的分组讨论，就突破了原定议题，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包括61人叛徒集团案问题，彭德怀的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这个发言被简报全文刊登后，引起爆炸式反响，一下子扭转了会议的方向。

各族纷纷作出强烈回应，有人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有人建议少宣传个人，不搞新的个人崇拜，华国锋对会上提出的问题，没有回避，态度诚恳，11月25日，他代表政治局宣布9条决定，7条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为二月逆流平反，为薄一波等61人案件平反，决定彭德怀的骨灰安放八宝山革命公墓。

12月13日，华国锋承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他还主动讲了集体领导的问题，提出。

今后向中央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

华国锋或许没有意识到，这次会议之后，他不仅在文件的抬头失去了原有的位置，他在实际上也开始失去权力核心的地位，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邓小平发表了精心准备的讲话。

邓小平：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解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被后世认为是改革开放宣言书。

解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只用了五天时间，却开始了中国的一个新时代，一个大党的领导核心，就这样悄然地完成了转移。

邓小平：“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1989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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