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叛变 蒋经国不认反革命爸爸

共产国际派代表赴武汉贯彻全会决议搞土改

解说：在不少苏联姑娘的眼中，和喜好酗酒，粗犷彪悍的俄罗斯男人相比，来自中国的青年，是理想的恋爱对象，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年轻潇洒又颇有修养。

程中原：有了对象就成家了，张闻天就是其中之一，一个苏联姑娘叫安娜戈尔彬斯卡娅，看上他了，这个人是个将军的女儿，是个后勤部门的一个管理员，看上他了，后来就结婚了。

杨天石：1926年，蒋经国从莫斯科写信给蒋介石说，你的这个头脑里边有宗法思想，蒋介石接受他儿子的批评，并不反感，而且蒋介石还表示，说中国革命必须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李玉贞：这涉及到整个国民党对共产国际援助的一个方针，就是实用主义，包括后来国民党的几个使团，什么胡汉民，邵力子都一样，你给我帮助就行，不管你赞成不赞成共产主义理念，蒋介石是根本不赞成的，你从他写给按蒋经国的信，那就是什么？你要注意学习，你要学曾文正公（曾国藩）这个家数书，你要学英文，另外呢，你的中文文字通顺了，这很好，你要进步，没有哪一条让他学马克思列宁主义。

徐元宫：整个课程设置上你也能感觉得到，根本就，既不谈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也没有，课堂讨论也没有，课程设计也没有，那等于实际上整个里面从它的内容结构来讲，就是在培养共产党的干部。

王丰：苏联要帮助中国，要帮助中国南方政府完成北伐，一定有它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蒋先生其实已经“洞悉其奸”。

蒋经国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呢因为他的周遭，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当然一部分是国民党员，他必须做一些标题，，他必须从众。

李玉贞：反对蒋介石，我要跟你划清界线，你是我爸爸，但是你现在反革命了，我不承认你这个反革命的爸爸了。

解说：“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讨论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背叛革命，且望与张作霖、孙传芳谋求妥协，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经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农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经走新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

李玉贞：至于你说从，作为从亲情上是不是他恨他的爸爸，我现在没有东西来说，但是我想这个表态这是真的。

王丰：可是我认为呢，这是唯心论，事实上他是很了解他的父亲的，虽然他十三四岁的时候，就离开他的父亲，他很理解他的父亲，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去做清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杨天石：浪年的国共分歧是国民革命里边两跳路线的分歧，国民党，共产党都赞成，耕者有其田，但是孙中山的土地改革方案还有一句话，让地主也不受损失，1926年年底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开全体会议，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批评中共不敢搞土改。

杨奎松：因为中央1926年底实际上通过了一个关于就是要抑制左倾，要尽可能地要保护农村的阶级关系，不要马上推动土地革命。

杨天石：共产国际派了一个代表，印度人洛伊到武汉来，贯彻全会的决议，要搞土改，原来主张土改要慢慢来，要温和一点的中共党员变了，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毛泽东。

杨奎松：1927年1月中旬的时候，其实毛泽东还在讲不同的话，还在讲对地主应该采取一个改良的一个妥协的一个方法，不要过激什么什么这些，2月份他整个的态度就变掉了。

杨天石：就讲农民运动好的很，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的暴动，不是绣花，绘画，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

杨奎松：因为他跑了十几个乡，你可以看到湖南农民运动本身对他有冲击，那么第二个，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读到了鲍罗廷，鲍罗廷就明确讲，要利用农村的“痞子”，俄国就是主要利用这些人，利用这些所谓被称之为“痞子”的贫农，那么一旦他们起来斗争，一旦他们起来夺取财产，那么其他农民也会跟着走，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关于“痞子万岁”的整个的那个思路你可以看出，它是吻合的。

就是鲍罗廷讲在前，毛泽东文章写在后，实际上也是学俄国革命经验的一个反映，但是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毛泽东是接受这一套，能够接受这一套，毛泽东认为这么做是对的，是好的，而且是彻底解决问题。

杨天石：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批评，走上了一条俄国革命，曾经走过的道路，就是斗争土改，而国民党不赞成这样做。

吕宁思：有关蒋介石为何“叛变”革命的原因，至今各方说法不一，不过“四一二事件”之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处境尴尬，过去眉目传情，暗送秋波的苏联姑娘们开始怒目相向，到处是鄙视，轻蔑的目光，几乎落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而三个月后，中国政局的再次转变更加出乎苏联人的意料。

曾被斯大林定性为革命政府的武汉政府，和被他定位反革命政府的南京政府，实行“合流”，国民党中央更在（1927年）7月底发表声明宣布“取缔”莫斯科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同时命令各级组织严禁在向莫斯科派遣学生。接下来很快，中山大学里的国民党籍学生几乎全部被清退和遣返回国。

但是刚从中大毕业的蒋经国，却被保送进入了培养苏联高级干部的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深造，只是没有想到，迎接他的是另一场血雨腥风的洗礼。

解说：莫斯科的红场对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来说，一直是威严与荣耀的象征，但是在192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那天，斯大林却在这里遭遇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冲击。

程中原（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张闻天传》作者）：红场群众游行，我们中国的学生中间的托派跟苏联的托派一起，在经过检阅台的时候，当着斯大林的面，喊，打倒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那么拥护斯大林的，我们中国学生跟俄罗斯的就当场就扭打起来。

李玉贞：中山大学是一个温度表，俄共的什么斗争，必然在中山大学有什么反映，就有同样的反映，1927年俄共内部就是因为中国问题的分突然间一下爆发。

程中原：因为这个大革命是斯大林指导的，斯大林指导，这个中间犯了错误，没有坚持统一战线中间的领导权，对这个反动势力，资产阶级右派妥协，没有掌握武装等等，那你斯大林要负责。

徐元宫：托洛茨基一直是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那最后托洛茨基这一拨人就正好抓住中国革命失败这一块，来狠命的向斯大林和联共布，以及共产国际发起了冲击。

李玉贞：托派跟斯大林的最主要的分歧，就是托派要，要在俄国实现共产主义之后，尽快把这个模式推广到全世界，所谓赤化全世界，也就是他的世界革命，斯大林说呢，我们不，我们先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把我们自己先建好，所以托派更激进一些，你上楼梯，你不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上，你隔一个台阶上，你跳着上，这样你可以快一点，蒋经国也接受这样一个，他很愿意赶快中国就这样，所以托派那一套理论，在青年人中间感召力很强。

徐元宫：“四一二政变”事件发生之后，斯大林于（1927年）5月13号在中山大学师生的强烈要求之下，就到中山大学来面谈来了，那面谈之后他就做了很多的解释，效果还是不错的，尽管有很多的问题他回避了，没有去具体展开阐释，但是“七一五”之后，斯大林再也不来了，因为等于是无异于是狠狠抽了他一个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