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叛变 蒋经国不认反革命爸爸

蒋介石率团前往苏俄 大谈中德俄联合受追捧

解说：经过一系列的讨论磋商，尤其是《孙文越飞联合声明》发表后，苏联方面在1923年5月最终决定援助孙中山，提出准备向国民党提供约200万金卢布的援助，还协助他们利用中国北方或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包括8000支日本步枪，15挺机枪，4门“奥里萨卡”炮和两辆装甲车，还可利用苏联援助的军事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个包括各兵种的内部军校（而非野战部队）。

尽管这些远没有达到孙中山设想的要求，但这种程度的援助，对国民党来说已是空前规模的了，孙中山反应积极，很快致信越飞表示感谢，两个月后，他决定派蒋介石作为全权代表，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莫斯科。

杨天石：蒋介石的想法，是在库伦（今乌尔巴托）办一所军官学堂，培养一支革命部队，然后从库伦骑兵进攻北京，当时的库伦，当时的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苏俄方面因为它没有理由反对，所以应该说蒋介石对他的苏俄之行是充满信心的。

解说：1923年9月2日，作为孙中山的“总参谋长和全权代表”，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

杨天石：蒋介石到了苏俄去了以后，对苏俄的许多方面他都是持肯定态度，一支苏俄部队除了司令员之外，还有政治委员，既有行政领导，又有政治领导，那么这个蒋介石，这个是肯定的。

李玉贞：最明显的就是参观144步兵团，他在那儿大谈世界革命，中德俄需要联合，我们国民党也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等等，结果战士们就是，以最高的礼遇来对待他，把他抬起来，一直到告别的时候，把他抬着放到汽车旁边，因为他觉得党指挥枪这是很灵的。

吕宁思：到了苏联没多久，蒋介石就开始集中精力起草落实“西北计划”的代表团“意见书”，到（1923年）十月中，这份八千两百多字，以《中国革命的新前途》为题的“意见书”才最终定稿，蒋介石在其中提出，希望苏俄能够同意，以蒙古库伦（今乌尔巴托）为进攻北京政府的“临时基地”，以迪化（今乌鲁木齐）  为“永久基地”。

如果苏俄只同意其一，则以库伦为最终的选择，要在库伦基地进行为期两年的各种军事准备，自1925年11月起展开军事行动，第一目标是进军北京，然后次第占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今儿统一全中国，“意见书”还指出，故意需要建立三个混成旅，约一万八千到三万人，也列出了需要的来福枪、机关枪、大炮和骡马、汽车等武器装备的具体数目，最后还提及了宣传工作方面的计划。

“意见书”送出后，近一个月都没有任何音信和答复，尽管苏俄方面安排了相当丰富的参观访问活动，但蒋介石始终是心绪不宁，忐忑不安。

李玉贞：他代表团“意见书”强调的是军事行动，所以俄国人觉得你马上就开始军事行动，不具备条件，所以要先做军事，在军队里头做思想动员。

杨天石：这个苏俄十月革命本身，就是搞武装斗争，那么中国革命党人要搞武装斗争，你怎么不让搞呢？

李玉贞：再一个原因呢，当时共产国际，斯大林、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等正在酝酿一场新的世界革命，因为代表团“意见书”也讲了开发西北，中德俄这个关系等等这些，刚好这个跟共产国际的正在制造的德国“十月革命”有共同之处，托洛茨基有一个说法，对蒋介石的代表团“意见书”先放一放，等德国形势明朗以后再说。

杨天石：然后契切林，苏联这个外交人民委员他也不同意，契切林告诉蒋介石说，蒙古人怕你们中国人，怕汉人，最后是托洛茨基，当时托洛茨基是苏联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托洛茨基很明确地告诉蒋介石，不可以用库伦（今乌尔巴托）作为军事基地，国民党人的脚不可以踏上蒙古的土地。

李玉贞：蒋介石这个谈话之后很生气，觉得他对中国没有诚心，他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很长，就是报告这件事情，孙中山就回了他一封信，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我心里有十二分的计算，我很清楚，而且俄国人已经把鲍罗廷派来了，在这里帮助我们改组，孙中山就说你不要着急，但是你要向我们的朋友说明，蒙古人怕的不是我们，是北京政府。

杨天石：蒋介石在日记里写的一段话，就是说求人不如求己，中国革命还要靠自己，不能靠外力。

解说：“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而”。

李玉贞：第二个就是在中国代表团内部，有张太雷，唯一的一个中共的，代表团内部对这个问题是有争执的，中共的态度你们很清楚，就是《向导》周报上说，因为你让外蒙古回归中国，北京政府是个军阀政府，你不是给军阀多了一块地盘吗？你为什么要它回归中国，再一个说俄国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外蒙古应该归它。

所以代表团内部就打起来了，蒋介石当然不高兴，1923年11月29日，蒋介石一行人从莫斯科启程回国，一路上，蒋介石心烦意乱，自言感到“抑郁无聊已极”，伴随着这种压抑，紧张的气氛，代表团于12月15日到达上海。

杨天石：蒋介石从苏俄回来以后，他没到广州去，回家了，孙中山在广州等着蒋介石汇报，而且当时国民党正准备改组。

解说：直到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才最终回到广州，向孙中山汇报了代表团的工作和自己的一些疑虑。

杨天石：孙中山是批评了他，核心内容两个字，过滤，孙中山觉得苏俄没有像蒋介石想像的那么严重，另外一个就是把蒋介石给冷落了，国民党“一大”的中央委员没有蒋介石。

吕宁思：究竟这次访苏给蒋介石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三十多年后，他在自己的《苏俄在中国》的一书中，曾这样地叙述，“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府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尽管他还是回到了广州，接任黄埔军校校长，但在1924年1月底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

他只是静静地坐在一侧，注意地听着，在这次会议上，孙中山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而同时与会的毛泽东也和蒋介石有了初次的相见，但两人并无交往，和安静的蒋介石相比，毛泽东多次在大会上发言，显得是外向活泼，这个时候蒋介石并未意识到，这个一口湖南话的年轻人后来竟成了他一生的政治对手，而此时意气风发的毛泽东，也不知道，自己的政治生涯即将受到首次的冲击。

杨奎松：毛泽东他的基本的思想就是觉得，那应该优先发展国民党，应该利用国民党来推动中国革命地而这个恰恰就是马林，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思想，可是在党内还有另一帮人，就是当时和工人，做工人工作比较多，比如说张国焘他们那些人，他们就是明确主张应该优先发展共产党，应该把共产党的所有的组织力量，绝大部分用在工人运动身上。

那么马林后来就被调走，那么维经斯基过来，在1924年的5月份，维经斯基过来召开了一个中央扩大会议，就已经在批评马林的过去那套方法，要求把工作重心挪到工人当中来，那这个也就直接影响到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