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你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国典型的就是一个拳头打美帝，一个拳头打苏修，全世界就它最革命。

解说：当赫鲁晓夫1959年和毛泽东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他在游行队伍里看到了斯大林的头像，即便是在3年前他的“秘密报告”已经宣告斯大林在苏联已经永远走进坟墓，但是他的中国朋友依然没有买帐（买账）。此后，随着中苏关系不断恶化，除列宁和斯大林外，所谓“苏修分子”的画像当然也不可能再出现。

沈志华：这个时候中国跟苏联又面临着一个在社会主义阵营当中的，谁能掌控话语权，谁能领导，有这个领导权的问题。所以中国老是指责苏联怕帝国主义，说你是领导我们跟帝国主义斗争的，你老怕它、老让着它，这个对赫鲁晓夫又是个很顾忌的东西，所以一发生冲突吧，他又不能表现出软弱来。他一定要跟它强硬，对抗到底，就处于这样一种矛盾当中。

解说：1960年苏联撤走全部在华的1500多名专家和技术人员，撕毁中苏间的有关合同和协议，并带走所有重要的技术资料和图纸。此后，中苏论战不断升级。

俞逐（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在1963年的6月14日，我们发布了一个《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总线的建议》，到1963年的7月14日也是中苏两党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及最后一次会谈中间，他发表了7月14日所谓公开信，这个公开信全面地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否定和批评。接着我们就针对他的公开信，接连发表了“九评”，延续了差不多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一直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最后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就是“十评”。

解说：此时，两位巨人的反目，让本想保持中立的蒙古必须作出选择，但事实上对当时被称为几乎成为苏联“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的蒙古而言，前路如何，并没有选择的余地。1961年苏联和非洲集团达成一揽子协议，获得非洲国家支持，并间接得到了美国的默许，蒙古正式加入联合国。同时，大批苏联专家和顾问涌进蒙古的各个部门，参与蒙古经济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监督蒙古使用苏联贷款的情况。第二年，为了增加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也为了得到兄弟国家“友好大家庭”的更多援助，蒙古加入了苏联主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而为了响应经互会的“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经济一体化”等口号，蒙古大力发展畜牧业及轻工业，重工业根本无从建立，更被认为是变成了苏联的“后院”和“大牧场”。

沈志华：蒙古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自己独立的这种意志，或者甚至它没有这种能力，基本上就是听苏联说怎么着就怎么着。所以当中苏对抗最激烈的时候，六十年代苏联甚至想让蒙古参加华约，我们现在看披露出来的档案文献，赫鲁晓夫就鼓动那个蒙古领导人，给华约写信说我们要参加华约，华约是欧洲国家弄的，你一个亚洲国家干嘛，不就是对着中国来的嘛。

黄海波：1958年泽登巴尔出任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和人民革命党书记，他上台以后，效仿苏联把斯大林打下“神坛”也在蒙古开展了一场破除斯大林的追随者前领导人乔巴山的“个人迷信”的清洗运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以反苏的罪名排除异己，安插亲信。

黄海波：当时有个笑话说蒙古的羊互相见了面，也只是点头而已，再也听不到羊群的叫声了，整个大草原呈现出一片死寂。而据前驻蒙大使黄家骙回忆，中苏分歧公开化以后，蒙古的报刊杂志上每天都有攻击辱骂中国的文章，如果有大型集会，蒙方照惯例会邀请各国外交官出席，在会上常常指名道姓批评中国，那么驻蒙大使退席抗议，就成了家常便饭。

嘎乐桑·巴特苏赫：从1967年到1970年，两国只在首都之间维持代办级外交关系。

解说：1964年蒙古一方面把中国援蒙工人悉数“请回”，另一边则引进了苏军的一个建筑旅，该旅的一部分进入乌兰巴托，主要是为即将进驻的苏军盖营房。1965年，苏军第二个建筑旅秘密开进蒙古，开始修筑军用机场和各种基地。1966年3月，中共拒绝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两党关系就此断绝。而日渐冷淡的中蒙关系，虽然还没有达到零度，但也已是“二九”天气，就在两个月前，勃列日涅夫访问蒙古，双方签订为期二十年的《素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建立了实质上的军事同盟。

解说：此后，入蒙苏军的活动逐渐公开化，乌兰巴托街头不但有越来越多的苏联军用汽车，而且也有不少苏军士兵在郊区游荡。

季塔连科（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苏联向蒙古提出了自己的军队，是因为跟毛泽东开始备战，所以苏联真的怕是中国开始进攻苏联，所以蒙古的领导人泽登巴尔，他也怕中国会进攻蒙古，所以他进苏联军队到蒙古去，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互相不信任，互相，发生互相的战争，所以这些。

解说：1968年苏军加紧在蒙古中东部构筑军事基地、机场和其他设施，当时据说至少修建了四个现代化的军用机场，一个距离乌兰巴托以东三十多公里，一个在东方省省会乔巴山市附近，另外两个在通向二连浩特的铁路沿线。而在乌兰巴托以南七十公里的铁路旁，还修建了包括各种仓库在内的大型野战后勤基地。蒙古大地原本静谧的草原上，长出了苏联的军事“牙齿”，泽登巴尔选择把自己的国家紧紧地捆在苏联的“刺刀”和“战车”上。到1968年底，驻蒙苏军的作战部队部署基本就绪，整个兵力达到集团军规模，下辖两个摩托化步兵师，三个坦克师，另有由两个歼击轰炸航空兵师、三个直升机团和一个运输机团组成的驻蒙空军和防空部队。再加上一些特种兵，总人数约为八万人。而扩编后的蒙军也已达相当规模，合计兵力约五万人。

黄海波：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张家口到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560多公里，而当时苏军的战略军团的任务纵深可达700公里，另外中蒙边界地势基本平缓，尤其是便于苏联坦克机械化部队开进和战斗，同时，苏联部署在其国土纵深的洲际导弹和靠前部署的中程导弹，可以攻击中国全境，部署在远东地区的远程航空兵，如果从中国的东北、西北、华北三个方向入侵，作战半径可达长江一线。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南海里的气氛逐渐紧张起来。

黄海波：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全国的设防重点转到北面。此后，中国开始在“三北”地区大规模地构筑防卫工事，同时组建了不少防御守备（独立）师，充实和加强了一线防御的边防（独立）团。到六十年代末，“三北”地区已经取代了华东和华南，成为中国最主要的防御方向，而对苏防卫作战也成为了当时中国军事战略的重中之重。

何亮亮（时事评论员）：当时，1969年，就是九大之前，当时中国的形势是很诡异的，一方面有文革，文革到了一个从混乱开始走向一些有序，但是全国的形势都还是很紧张。

沈志华：南面有越南战争在升级，北面你又跟苏联发生了军事冲突，苏联百万大军压境，这样对中国构成一个南北夹击之势，在毛（泽东）看来，得改变策略了，不能再这样两个拳头出击，所以他决定联合美国抗击苏联。

解说：曾任中国驻蒙使馆二等秘书的孙一先，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蒙古报刊在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之后，跟随苏联大肆叫嚣，诬蔑我军侵占苏联领土，挑起武装冲突。其电台广播中，甚至模仿苏联的调子，叫嚷应该给中国以惩罚”。

解说：但是，蒙古政府的态度却较谨慎，尤其在柯西金到北京与周恩来会谈之后，其外交部人员在同中国使馆人员接触中，不断作出一些微小的友好表示。1970年10月14日蒙古报纸发表泽登巴尔答（英国）《每日快报》记者问，表示蒙古政府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并声称蒙方正在做出一切努力，使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

嘎乐桑·巴特苏赫：所以我们互相重新信任，驻华大使和驻蒙古大使，对于重新开始我们过去的关系推进了一大步。

解说：此时的中蒙关系，正如毛泽东在《东云》一诗中描述的：“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但一起出人意料的坠机事故，却让刚刚转暖的两国关系再度紧张起来。